改革的成果——记者调查发现南京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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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地：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箭塘社区
　　家乡话：“快拆吧，拆迁了就好了。不指望靠拆迁一夜暴富，也不会漫天要价。拆迁款能把欠债还上，购房贷款能还清就行。”——郊区农民王后珍
　　春节回乡前，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今冬麦盖三层被”的诗意画面。
　　尽管最近没有下雪，按照过去的经验，田里该是冻土覆盖，等待春天大地开化。
　　弃种
　　农民进厂赚钱买米
　　我老家在江苏省南京市南部郊区，原名“箭塘村”，全村约有5000多亩耕地。2004年时改为箭塘社区。
　　车子从公路转进村内，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望不到边的连块田地里，水洼一片。偶尔能看到几块油菜地。村头灌溉用的水渠杂草丛生。
　　80岁的老汉余福庆站在田头，把一勺勺粪泼出去。他家里原有六亩地，和同村人一样，大部分都转包给了外地人。剩下的一点地种些油菜换油吃。
　　余福庆说，由于地处丘陵，成片田地的面积不够大，机械作业难以施展拳脚。前几年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小麦已经不再种，改种以油菜为主的经济作物。
　　“水稻也早就不种了。”他算了一笔账，一亩田如果种水稻，一年产量1000斤左右，收益最多二三百元。对比打工挣钱，吃力不讨好。
　　余福庆说，过去几户人家共养一头牛耕地，是个互助小组。农忙时邻居间相互“换工”，完成收割脱粒。如今地不种、牛不养，“都到厂里上班，农忙时连帮工也找不到了。”
　　村里的大部分田地，被以每亩450元的价格，租给了安徽和县等地人，用于大面积种植茨菰、荸荠和蔬菜等。本地人“吃不了这个苦”，弃田进厂。平日买米吃，自己不再种粮食。
　　据箭塘社区居委会粗略统计，目前全村只有500亩地种植水稻，只占总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
　　断层
　　出得去，是否还回得来
　　大年初一清早，表弟打开电脑，在网上和女友商量拜年日程。十年前，“上网”在这个乡村属于新鲜事。跑到30多公里外的县城，才能找到几家拥有破旧电脑的网吧。
　　表弟去年从县城的技工学校毕业，进了开发区一家机械厂做数控工人，每月工资约2000元。住在乡下，上班在城里，骑摩托车往返。
　　技校上学的三年，表弟慢慢接受了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上班两个多月，存下的工资不太多，他向厂里预支了一部分，凑一起，买回台电脑，扯上网线。
　　表弟说，电脑用来聊天、看电影和打游戏，打发业余时间。“同事哪个没有电脑，没有电脑多空虚”。
　　村里的地虽还在，会种地的人越来越少。
　　“开什么玩笑，谁会种？”被问到是否懂得种植技术，表弟觉得很好笑。
　　家里的犁耙工具早已不知去向，插秧、割稻子、打谷子是“天方夜谭”，想都没想过，根本不会。
　　表弟认为，即使目前工作干不了，也会再找别的活儿，绝不会再回村里种地———就是想种也种不了，同龄人几乎都不懂这行。
　　农村问题学者贺雪峰曾认为，农业应成为社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农民要“出得去，回得来”。
　　不过从我老家的情况看，农业种植的代际传承，可能要出现断层了。
　　村里劳动力向城里转移，安耕乐种者，越发稀罕。
　　一方面，农家子弟通过高考等途径“跳出农门”，毕业后留在城市；另一方面，对于外出打工的青年村民而言，村子逐步不再是他们生活的家园，而只是个栖身之地。
　　如果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就业机会减少、劳动报酬降低，无以维持生活时，他们恐已“回不来”。
　　表弟说，还有一个改变生活的捷径，就是拆迁。
　　等待
　　“拆迁了就好了”
　　拆迁这事，王后珍盼了好久了。每次传言，都会让她高兴一阵，继而又失望。
　　王后珍家有个独子。儿子读大学，找了同学做女朋友，毕业后，两人去了昆山一家公司做软件。
　　两年前，王后珍倾全家之力，在县城买了套房子。80多平方米，每平方米6000元。除了每月还贷，付首付款时，也欠下外债。
　　“不买没办法啊，儿子结婚怎么办？”她说，儿子准备回南京工作，接下来就要准备结婚。婚房放在村里老宅已不现实，“都在城里上班，乡下房子哪里还住得惯？”
　　2004年起，村里有建设项目，部分农户被拆迁。此后，这里要拆、那里要搬的拆迁消息不断涌来。
　　先是少部分“有眼光”的村民加盖房屋等待补偿，很快，便掀起了盖房风潮，违建层出不穷。谁家不盖，会被别人瞧不起。
　　“快拆吧，拆迁了就好了。”王后珍说，也并不指望靠拆迁一夜暴富，不会漫天要价。她也听说过很多地方拆迁酿成的自焚等悲剧，她说自己家肯定不会那样。拆迁款能把欠债还上，购房贷款能还清就行。
　　对于拆迁后的生活问题，王后珍不太担心。田原本就不再种了，乡下的房子本身就不值钱。“老两口在外面打打工，能干一天就干一天，不给儿子增添负担。真正干不动，就只好靠他了”。
　　电视上播新闻时，她都会盘算，今年上面搞的各种建设项目，跟村子会不会有关。
　　□本报记者 段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