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毁坏着中国的根基(转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然而，最近曝出的一系列大学校长、教授们的论文抄袭事件，似乎在反复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根基早已腐烂得不象样子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茅于轼先生不久前抛出的“社会要转型，只有靠精英”的言论，不攻自破。

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精英治国”，即“学而优则仕”，读书的根本目的就是当官。新中国成立之后，某些人曾经试图打破这个传统。然而，诸如反右之类的社会运动，不仅仅没有打倒这些传统，相反，在学术良知被彻底摧毁之后，中国的知识界从此沉滓泛起，一蹶不振。特别是，在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知识分子倒下之后，中国又退回到了历史的深渊之中。经过重新包装的伪知识分子们再次成为主宰体制的寄生虫。如今，中国的知识人已经不可能具备独立的学术品格，了不起只能做无谓的挣扎。

中国本来就没有知识（学）的传统，但是，我们却有延续两千多年的抄袭传统。科举取仕，说白了，就是比拼谁最能抄袭，因此选出来的绝大多数都是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这不是中国人天生笨蛋，而是朝廷体制只允许读书人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所谓“圣贤书”，除了有限的几本先秦时代的文本（如，《诗经》、《老子》），和一些民间经验的记录（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一些经过朝廷篡改的历史流水账之外，其他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垃圾故纸堆。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是反知识的，因为知识的重要特征是理论批判。

今天则更是变本加厉，大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衙门。中国现在的大学犹如绞肉机，好人进去，残废出来。试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学生的论文，有几篇不是抄袭的？本人的法学学位论文究竟写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但我记得它100%是抄袭的。因为我们的老师就是学生们的榜样，他们的所谓“著作”就是“剪刀加浆糊”。不要说我们这些无名鼠辈，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他一辈子中有六七十年是在毫无知识贡献的无病呻吟中度过的。他曾经说过，1940年代初在德国读博期间，“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不需要新知识、新发现的国家。中国的书刊发行单位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例如，《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美籍华裔作者朱学渊，本来是专治理工科的，其平生第一篇史学论文《Magyar人的远东祖源》（1997年）得到了唐德刚先生的高度评价“是一篇绝好的博士论文”，然而，在大陆投稿却到处碰壁。中国人都知道，“政治正确”就是最高的学术准绳。

在当今中国，出来混，并不真的需要多少知识，因为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野蛮社会。看看现在的“社会精英”，你会发现，他们所在的岗位最多只要一个高中生的水平。中国的所谓“精英”，都是体制内的寄生虫，因此，他们完全适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的“精英”们最大的能耐就是“与保持高度一致”。结果，中国没有了地方性，因此，也就没有了“地方性知识”。中国只有而且只需要一个知识生产部门：。这是中国知识不兴的必然。按照目前的样子，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开办大学，尤其是不需要继续造假的硕士和博士教育。实际上，大陆的大学学位在国外好像也是得不到承认的。例如，我的一个朋友现在清华大学教书，他在留学之前，就已经是武汉大学的法学博士了，但是到了德国之后，他为了拿到德国的博士学位，不得不从读硕重新开始。

据说，中国有最好的中学教育。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不过是灭绝人性的开始。然而，我们所有人又不得不将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因为如果我们的孩子太有人性的话，在将来就会吃亏一辈子，甚至连吃饭都会成为大难题。最后画蛇添足一下：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国的读书人就只能成为一辈子的文抄公。我们将永远背负着剽窃者的不光彩身份，然而，我们还在打肿脸充胖子说道：中国要拯救世界。如此看来，为了世界的未来，我们得从拯救中国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