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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评论:面对日本“友人”,南京表现让人失望(ZT)

独家评论:面对日本“友人”,南京表现让人失望  众多历史材料、证据都印证了南京大屠杀史实,任何人无法否认。  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主编张宪文  名古屋市市长歪曲历史事实,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就是证据,我们就是证人。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老兵、88岁老人李高山  众所周知,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过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罪孽深重。作为侵略加害者的后代,理应就父辈当年曾经参与侵略战争,战后南京人民对其宽大处理感恩于心,代表父辈对加害地的民众作真诚地道歉。可河村市长却反其道而行之,简直不可理喻!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遗训一定要吸取,但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和平友好必须是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以及市民心与心真诚交流基础之上的。  名古屋市市长先生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将会影响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正确的历史认知。同时,也反映出你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对仍然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遗属们的不尊重,更是对曾经受到日本侵略和加害的南京市市民们的不友好。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回应  南京三次回应:从驳斥到指责到“断交”  昨日,针对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南京市代表团访问名古屋期间关于“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南京市政府官方微博“南京发布”三次表态,驳斥河村隆之的言论,指责日本媒体炒作,并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的官方交往。  第一次回应:驳斥  时间:21日00∶13  21日凌晨,南京市代表团第一次发表声明。  代表团称:“对河村隆之的言论,南京市代表团严正指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不容抹杀,铁证如山,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定论。你的这番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南京人民的不尊重。我们希望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那段历史,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多做有益中日友好和两市人民友谊的事情。”  第二次回应:指责  时间:21日18∶49  21日下午,南京代表团在离开日本前再次“说明”。  该“说明”称:日本媒体选择性地报道了河村的言论,没有全面客观地报道我市代表团的回应,并借机炒作。  “说明”澄清了网络上南京代表团当场未回应的说法。“说明”称,2月20日上午,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在与代表团会面时,发表了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存在的相关言论。南京市代表团团长当即作了回应。会面结束后,名古屋市国际交流课的官员一再解释:实在对不起,河村市长发表这样的言论,只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市政府。此前,名古屋市政府的有关官员也曾提及过:河村经常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但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第三次回应:“断交”  21日22∶26  昨晚,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经授权发布:鉴于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专家视点  南京作出最强硬抗议  针对南京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一事,国际关系学院日本问题学者杨伯江教授认为,这是近一段时期针对日本个别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问题最强硬的抗议动作。  从外交上看,由于河村的言论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南京市政府作出这个决定也是符合外交惯例的。另外,此次南京市只是讲暂停与名古屋市的官方往来,这个表述也是对两座城市未来可能恢复交往留有余地,也许河村对他的言论道歉或有所让步,甚至名古屋市市长轮替后,两座城市的官方交往也会陆续恢复。  此外,杨伯江分析,此次事件后国内网络上网民的声音也对南京市的最终动作起到助推作用河村言论或为迎合日右翼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认为,河村作为一名日本政客在会见中方代表团时提及南京大屠杀并不顾及中方感情否定南京大屠杀,显然不合时宜。  王新生表示,南京大屠杀在中日政府层面交往中一般是双方都会回避的话题,因为双方在遇难人数的具体数字上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目前在日本,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民间,大部分日本人已经认同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只有少部分人及右翼团体一直否定南京大屠杀。在日本政界,日本主流政客的态度是不否认南京大屠杀。  王新生认为,不排除河村的言论是为了迎合日本右翼团体的需要。  对于在河村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论时中方官员是否应有激烈反应,王新生认为,在官方场合日方有上述言论是伤害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感情的,中方官员应该对此有回应,但回应的分寸应视现场情况而定,毕竟中日双方都不希望因此影响中日关系大局。  人物  河村数次欲为“大屠杀”翻案  其父曾参与侵华战争,投降后遇南京市民善待  作为一名还算资深的政治人物,河村声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理由让人难以理解他称,大屠杀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1945年时,南京市民曾十分友好地对待他作为侵华日军士兵的父亲。  成长  从商学法未果转从政  河村现年63岁,他的父亲曾是日本陆军101师团一名士兵,并参与了侵华战争。父亲的经历,对河村的历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7年,河村高中毕业,一年以后考上日本一桥大学商学部。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父亲开办的一个小公司做销售、当司机。作为知名大学的毕业生,河村在父亲的公司里一直感觉无用武之地,郁郁不得志。后决定放弃从商,转投法律界。从1977年开始,河村开始学习法律,并持续不断地参加司法考试,10年间他连考了9次均未过关,最后不得不放弃。  从商不得志,律师又考不上,河村开始涉足政界,成为极端保守政客春日一幸的秘书。1993年,河村当选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此后一直仕途平顺,五度当选国会议员。2009年,作为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河村回到故乡名古屋,参选市长,并成功当选。  观点  不满教科书承认大屠杀  做国会议员和名古屋市长期间,河村的极右翼政客特色显露无遗,尤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  2006年,作为议员的河村公开向众议院提出质问书,要求日本政府“再次研究所谓南京大屠杀问题”。在这份质问书中,河村详细阐述了其“大屠杀不存在”的理由。  在质问书中,河村首先提到了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于1945年8月16日被解除武装,来到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栖霞寺一直住到第二年1月份。”河村称,在南京期间,和父亲在一起的还有250名日本士兵,“他们得到了当地人特别的善待,所有人都得以生还,为此他们都心怀感激。”  然而,当时南京市民对河村父亲的善待,却被河村视为“大屠杀不存在”的证据。他的质问书中称,“如果在那里发生过大屠杀,就在短短8年以后,(这些日本兵)怎么可能与南京市民如此令人温暖地交流。因此,我认为应该重新研讨所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河村还称,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有的教科书还写明了被屠杀的人数为20万人,这些都被视为日本政府的见解,“这非常不好”。  行为  要求修改历史教科书  不过,河村的妄论并未对当时的日本政府产生影响。  试图推动修改政府见解的企图落空后,河村继续在其他场合鼓吹其言论。2009年,已经当选名古屋市市长的河村又在市议会宣称,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比南京总人口还多,“绝对不是事实”,“当时只是发生了一般的战斗行为”。在任市长期间,河村还一度试图推动名古屋市采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科书。(百千)---------------------------------------------------------------------------------------钻石:哎,我们不重视数据,证据,资料,结果就是我们无法证明到底有罹难者,30万的数字到底出自何方,依据在哪里?这样的符合逻辑的询问,碰到了我们,就变成‘如果你承认,我们是朋友,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就是敌人’的选择题。 我们不重视规矩,法律的威严,结果失去了国际司法认定,所有言论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宣称,据说,凭良心说话。 岂止是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中,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战死沙场?还有多少个保留下的档案,有多少烈士遗孤,遗孀,我们有谁能说清楚? 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过种族灭绝,但有多少人相信温文尔雅,温顺谦恭的日本人曾经变成过狼子野心,野兽豺狼的杀人机器?光热血没用,冷静比热血重要,理智比冲动更现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的苦果是前人浇灌而成,这能去怨谁?学学犹太人吧,一个循规蹈矩的审判,把整个纳粹都顶死在耻辱柱上,让世界每个角落都知道到犹太人的苦难。学学以色列人吧,万里追踪纳粹屠夫,绝不姑息迁就,决不饶恕。一手拿着法典,一手握着利剑,赶尽杀绝的同时也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国际上看到以色列的行动,表示的是支持,理解和钦佩。一日,一壮汉握着拳头对着一个身材矮小,销售的般大小子爆锤,口里喊着,你丫欠揍,谁让你昨天捅了我。路人,看到被揍的人的可怜相,更多的是感到现在打人者的野蛮粗暴,反正被揍的人揍你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但你打人我们可看得清楚,你声称,你昨天被人家捅了一刀,证据哪?刀疤哪?医院的证明哪???。。。壮汉拿不出来,就继续揍人家,往死里打,发狠地讲:“我打到你承认为止!” 路人是同情被打的人多,还是同情打人的壮汉的人多哪?有近邻暗自寻思,刚消停几天,过了两天舒心的日子,这个霸王又开练了,该快找大哥,抱粗腿去者。----------------------------------------------------------------------------------------------------------------------------------------------------1961年,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以色列政府成立了特别法庭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刑事审判。审判从4月11日开始至12月15日结束,时间长达229天,先后开庭114次。法庭审判中参阅了1500份记录和来自16个国家的近百份辩方证词,听取了100名指控人的指控,多个国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全程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在二战盟军所列的众多的战犯名单中,比起纽伦堡大审判中第三帝国的高官们,他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然而,对犹太人来说,尤其是经历过二战、惨遭纳粹重重磨难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一提起这个名字,便立刻会从内心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恐惧和愤怒。艾希曼本人并未亲手杀死过犹太人,但作为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他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却是极为突出,他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迫使犹太人外迁。仅在奥地利工作一年半的时间里,艾希曼及其手下就把15万犹太人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由于工作出色,艾希曼受到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缪勒的赏识,被调回柏林总部B-4课专门负责犹太事务与肃清事务。在纳粹统治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通过艾希曼的策划被运往欧洲各处的死亡集中营,在犹太人眼中艾希曼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是超级死神。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之所以成为历史著名案例并非是其规模的效应,而是20世纪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此案所做出的深刻分析以及她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当时,汉娜•阿伦特是著名作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跟踪采访艾希曼审判案件的。审判期间,汉娜•阿伦特坐在观众席上,冷静地观察着在法庭上防弹玻璃罩下这个身材瘦削,年过半百,额角很高,牙齿歪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竭尽全力保持镇静的男人;认真地倾听着这个杀人犯浑浑噩噩又不加思考的陈词滥调,分析着他那惯用的官方用语和措辞。在人们眼中,像艾希曼这类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必定是一个道德败坏、凶神恶煞的魔鬼。但据阿伦特的观察,“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只是一个平庸无奇的技术官僚。让人煞费思量的是,就这样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怎么会干出如此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事情?恰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文学大师海因里希•伯尔所言:艾希曼“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事实上,阿道夫•艾希曼与“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他们只是在做,无思考地做,高效率地做,四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厂”,但不知道究竟自己在干着什么。( 伯尔:《伯尔文论》,北京三联,1996年,第81页)对艾希曼的道德标准如何判断,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当时,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萝莉塔》(LOLITA),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系教授纳波柯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学者与一个只有12岁的继女之间发生的不伦之恋。由于题材过于敏感,因此没有一家美国出版商愿意沾手,最后小说只得在英国出版。小说一经出版,立即遭到抨击,《星期日快报》主编戈登(John Gordon)撰文指出:《萝莉塔》是其一生读过的最人秽下流的书籍,“是肆无忌惮的色情文学”。不过,也有叫好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将《萝莉塔》评为“最佳文学作品之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牢狱候审期间,一名以色列狱卒受好奇心驱使,把这本充满争议的小说,交给艾克曼阅读,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只过了两天,艾克曼便把书交还给狱卒,轻蔑地说道:“好一本污秽的书!”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这个被认为是恶魔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不过是庞大的纳粹官僚机器内的一颗“螺丝钉”。对于艾希曼的审判,汉娜•阿伦特睿智地提出了一个前人未曾思考过的二律背反的问题:正常人也会成为杀人犯。在一般人看来,凡是正常人都不会成为杀人犯。杀人犯必定是那种怀有阶级仇、民族恨的阶级敌人,或是某种心理变态的恶魔。所以,如果说艾希曼是杀人犯,就不可能是正常人。而汉娜•阿伦特恰恰通过法庭调查了解到,并且许多心理学家也都证实,艾希曼是一个心智极为正常的普通人,同时监狱的牧师还发现艾希曼具有明确的观念。因此,阿伦特提出了“正常的”人也能成为杀人犯,而且可能成为屠杀成千上万人的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这种“平庸之罪”较比恶魔犯罪,对于人类的危害更加严重。这样,汉娜•阿伦特就把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她以“平庸之恶”这一说法概括了上述的思考,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之所以“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恶劣的品质,相反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是一个非常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即使在法庭上,他回答问题时也“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比如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答道:‘是,大尉。’‘但是,栏检察官先生’,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吉林人民出版社 180页)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艾希曼完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有罪联系在一起。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所以成为作恶多端的杀人犯是因为他是无思想的人,不仅停止了思考能力,而且还对权威绝对服从。审讯期间,艾希曼再三声称,自己的职责只是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任何人都不会质疑上级的指令。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纯粹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虑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换句话说,阿道夫•艾希曼只是极权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即使他突然消失,纳粹政权也可以随时找到其它合适的人选,去替补这个人的位置。阿伦特分析,艾希曼之所以成为官方政策的有效执行者,其中有两大关键性因素:首先,他无条件地接受了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鼓吹的观念,大规模地杀人,尤其是杀犹太人是一种英雄之举。要完成这个无比荣耀的事业,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以及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其次,当艾希曼逐渐习惯于看到身边尸横遍野时,他采取了(如自己描述的)“另一种个人态度”:“我们已经不在乎自己今天还是明天死去。”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视生命如草芥,已经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英雄行为。换句话说,对于生命的漠视,对于他人悲惨命运的麻木,已经在艾希曼观念中认为是极为正常的。艾希曼的这种无思辩能力,还表现在对于什么是纳粹党,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一直是浑浑噩噩。他供称,恩斯特•卡尔腾•布鲁内尔建议他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就想“为什么不呢?”至于为什么要加入,艾希曼不明就里。加入了纳粹之后,艾希曼还保持与犹太女友共同经营生意。但加入纳粹并未给他生意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由于是纳粹党成员,他必须与女友分手。缺少了女友的资金支持,艾希曼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破产。至于他加入党卫军也并非出于政治企图,而是生意破产后,在奥地利实在混不下了,只好跑回德国谋求生计,当上党卫军中一名听差。他丝毫没有想到,党卫军会得势,自己会出人头地。就是像艾希曼这种丧失思辨能力的人,因周围的社会化境和政治氛围,以及身边的多数人都毫无异议地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因此,也变得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行凶作恶。在纳粹极权统治下,良知在德国彻底地丧失了。在一个以某种意识形态为社会主导,以设定的理想为终极目标,以唯一的并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的政党为统治的党(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并通过党的层级系统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文化及教育等部门)的背景下,毋庸置疑,这个社会秩序完全是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的,私人空间也肯定会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而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个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将更加具有效能。不言而喻,在第三帝国中,黑与白是颠倒的,良知与罪恶也是颠倒的。由此,在第三帝国中那些奉公守法的具有“良知”的公民,对黑与白,良知与罪恶的认知自然也是颠倒的。他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能否保障自身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自己的国家能否在战争获胜;战争是否会危及自己的家人的平安和社会的稳定。至于犹太人的生与死、甚至灭绝,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和沦丧,他们并不认为与自己有多少关系。艾希曼本人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也就是说,他完全服从帝国的法律,忠诚自己的国家元首,听从纳粹党的安排,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践行了第三帝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如此,问心无愧,何罪之有?阿伦特对此强调:在希特勒的德国,法律被彻底颠覆,以至于一种“良知”的声音开始告诉人们:“你们应该杀人。”她分析道:“邪恶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品性——诱惑的品性。” 正是善恶是非的颠倒,在大多数文明中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德国变成了“诱惑”。实际上,如果存在着所谓“诱惑”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去杀人的诱惑,不去出卖邻居、家人的诱惑,不去打、砸、抢、烧犹太人商店、教堂的诱惑。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平庸之恶的一个典型,因为从他的身上如此清楚地显示出,当一个政治体制腐败堕落的情景下,在此状态下生存的每个人,如果“缺乏思想——某种绝不等同于愚蠢的东西——预先就注定使他成为那一时期最罪大恶极的罪犯之一”(【美国】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中华书局64页)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曾对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下过一个定义:没有思辨能力、“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遵循这样的思路,艾希曼的罪恶就并非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由于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恶行,在这种体制中下越是“好”公民,越是体制的拥戴者,其人性的丧失与蜕变就越加厉害。汉娜•阿伦特的这一结论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在纳粹时代曾有无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训练,有着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狂热地投身于纳粹的“运动”,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中间甚至还有不少具有博士学位的家伙,有的还拥有双博士学位。例如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担任“医生”的党卫军军官中,其中有28位具有博士头衔。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医学界、生物科学界的不少科学家以学术、科学为幌子为纳粹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出谋划策,尽忠效力;德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也曾为迎合纳粹的“东部政策”、“德语文化圈”“民族共同体”的政策从事研究,为希特勒开辟东方战线制造历史依据;当第三帝国发动奴役欧洲的战争时,这些人又编造种种学术谎言为希特勒的“西方政策”制造借口。从纳粹体制的罪恶与责任的层面,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审判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并以此深入到个人良知的内省。诚如她的早年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分析过的,在纳粹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生活,——想活下去的人谁都不可避免要这么做,这就带来了道德有罪的问题。”例如:人人见面互致问候的“HI,希特勒!”这种德意志式的问候礼;对纳粹权威的尊敬与服从;在希特勒统治下使用的纳粹党文化的套话、官话;由于恐惧而取悦于纳粹政权的种种表现;甚至为了保住自身的名誉、地位、利益而不惜告密、出卖自己的朋友、同事、家人等。雅斯贝尔斯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患有健忘症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会欺骗自己,因为他们想欺骗自己。戴假面具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则新闻,60年前美国一位CIA的情报官员在法兰克福的一所公寓里发现了一本相册,相册的主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纳粹官员,名叫Karl Hoecker。2006年,这名情报官员将这本相册捐给了美国《犹太人屠杀纪念馆》。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纳粹集中营的军官相册,一定会记录集中营里受害者的惨状,或是保留焚化炉、毒气室的写照。恰恰相反,相册中的照片全部是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里,那些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和助手们的生活写照。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穿戴整齐,相貌端正的年轻男女,在集中营附近的度假营地嬉戏。他们快乐地吃着浆果,拉着手风琴,唱着歌。看着照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活泼可爱的青年就是刽子手,而那些可怜的受难者就近在咫尺。相册的主人Karl Hoecker在照片中非常庄重地装饰着圣诞树,俨然就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友善的邻居。谁能想象,就是这个人曾亲手屠杀了上千名无辜的犹太人。正如汉娜所描述的: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无论是“路西法效应”还是“耶路撒冷的审判”都表明,社会情境和社会角色,即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人的意识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制度的规范和调节。人作为社会动物都要归属一个群体,重要的是无论任何群体都有一套社会规范(或是潜规则),无论何人,只要在体制内,就不得不遵守这些规范。因此,制度一旦形成,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其塑型。制度的塑型功能甚至会延伸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一旦制度转型,不仅社会的规则会随之改变,甚至会重构,而且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精神境界也随之再塑。这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相互的关系。人设计了制度,但反过来人又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和重塑。在“SPE试验”中,当津巴多博士说“好人”变成“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或是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或是认为不过是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掩饰施虐和施暴的残酷,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常态。 一个好的制度,当然要能保证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当制度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安宁、体面、和谐的生活时,当一个制度不能扼制或者根除屠杀无辜的邪恶以及“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时,那些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势力必然会令人恐惧地在社会中滋生、蔓延,不仅社会上原有的邪恶分子更加邪恶,甚至那些被看作最为弱小的普通人也会受到感染,在某个时间、某种场合、令人意想不到地显露出强盗或是流氓的峥嵘面目。因为,制度已经教会他们要想在狼群中生存,只有把自己也变成狼。然而,把生活中除了个人原因以外的种种不幸、苦难、烦恼,恶行都归结于现存制度的缺陷,也是将人与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的文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来取决于人自身的文明程度。倘若一个社会以“丛林法则”视为行为准则,普遍缺乏人文关怀;倘若一个国家自大狂妄到唯我独尊的地步,拒绝接受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排斥一切外来进步与文明;倘若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苦难和灾祸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缺少同情与慈悲心怀,那么,这个社会、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建立起文明、先进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的审判”给与我们的思考值得永远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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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 2012-02-22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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