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首页当大人物成为变态作者： 李开周（ 转帖）
：当大人物成为变态作者： 李开周
《西游记》里有个情节：比丘国王生了病，让一妖道给他治，妖道说，得用一千一百一十个童男的心肝煎汤熬药，这样不但能把病治好，还能让您万寿无疆。比丘国王听信了，让生有小男孩的夫妇把孩子捐出来，用笼子装上，放在家门口，等着御医开刀。
《西游记》是神怪小说，故事纯属虚构，可昏庸无道的帝王用小孩心肝治病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却实实在在上演过一回，那个昏庸无道的帝王就是唐武宗。
唐武宗本来并不昏庸无道，他勤于政务，减免赋税，裁撤
驻军，削减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他登基之前，文恬武嬉，腐败丛生，他登基之后，吏治为之一新，颇有中兴的气象。唯独在佛教史上，此人饱受诟病，那是因为他
排斥佛教，逼着不守戒律的和尚尼姑还俗，没收他们的财产，还拆毁了一些寺庙。但对真正的佛教徒来说，这都不算什么，你毁掉寺庙，我重建道场，你逼我还俗，
我在家修行，居士一样能成正果，对不对？所以也不能因为唐武宗排斥佛教就说他昏庸无道。
问题是，唐武宗排斥佛教，不排斥道教，不光不排斥，还对道教衍生出来的旁门左道深信不疑。公元844年秋天，唐武宗闹腹泻，用药无效，这时候，就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一个妖道冒出来，向他进谗言：用人心煎汤做药引子，炼成神奇的丹药，服用之后，永远不会腹泻，而且永远不会死。很明显，这是很残忍也很愚蠢的昏头话，但唐武宗居然信了，他下旨给地方官员，“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意思是让全国每个道都给他进贡年满十五岁的少男少女的心脏。那时候全国有四十多个“道”（一种行政区划，类似美国的州），每个“道”的行政官员哪怕只进贡一颗男生心脏和一颗女生心脏，也会有八十多个小孩惨死在刀下！
比丘国王想用人心熬药，被孙悟空拦住了，唐武宗想用人心炼丹，却没有人能拦住他，换句话说，真的有很多少男少女被他挖心，炼成了丹药，而且真的被他服了下去。服用了人心炼成的仙丹之后，唐武宗有没有长生不老呢？没有，这厮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让地方官供应人心，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就“驾崩”了，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御医说，他死于“恶痢”，或许是因为吃人心太多，以至于消化不良吧。
唐朝皇帝当中，迷信炼丹的不光唐武宗一个，死于丹药的也不光唐武宗一个。唐武宗前面的唐穆宗也炼丹，吃丹药吃到中毒，死的时候才三十岁。还有大名鼎鼎的一
代圣君唐太宗，晚年也炼丹，他的丹药成分里应该没有人心，但却有石钟乳磨的粉，由于长期服用，最后热毒攻心，跟唐武宗一样，也是死于“恶痢”。除了皇帝，
还有唐朝文学界的几个大腕，像韩愈、贺知章和李白，也迷信炼丹术。韩愈喂公鸡吃硫黄，然后他吃公鸡肉，一直吃到暴毙；贺知章以八十岁高龄扯起丹炉大炼仙
药，憧憬着离开官场又列仙班；李白让第四任妻子宗氏进庐山修道，拜在女道士李腾空门下学习神仙之术，他自己还用水银、朱砂、云母和刚出生小孩的胞衣（这东
西在炼丹界叫做“紫河车”，李白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提到过）做试验，都是例证。
皇帝炼丹，文人也炼丹，可谓上行下效，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眼光看，他们都很愚蠢。好在文人愚蠢，最多害死几只公鸡（如韩愈）；而要是君王愚蠢，就可能害死很
多条人命（如唐武宗）。由此可见，普通人愚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人愚蠢。再仔细想想，领导人愚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能力来制止他的愚蠢。就拿
唐武宗来说吧，只要法院能审判他，只要人民能换掉他，不管他有多么愚蠢，他都不敢去吃人心。
唐武宗是大人物，也是个愚蠢到残忍的变态，但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漂浮出来的那些大人物当中，他并不是最残忍的，秦将白起比他残忍多了。
您知道，在唐武宗用人心炼丹之前约一千一百年，秦国的
将军白起跟赵国那位纸上谈兵的将军赵括打仗，结果赵军大败，赵括被杀，四十万赵兵投降。照理说，那么多赵兵投降等于是让秦国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俘虏可以整
编成秦军，扩充秦国的兵力，也可以当做奴隶分发给有功将士，让他们在秦国政府的监督下去大后方帮将士家属耕田种地，这样既激励士气，又有利于秦国生产。但
白起不这么想，他私下里跟部下商量道：赵人反覆无常，也不知他们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要是四十万俘虏一起捣蛋，可够我们喝一壶的，不如都杀掉算了。于是
“尽坑杀之”，把四十万赵军统统活埋！
唐武宗用人心炼丹，最多害死几百个人（流传于古代的一套道术秘笈《万法归宗》里指明，用人心炼丹需500颗，包括250颗童男的心和250颗
童女的心），这个白起一下子害死四十万人，可见他是个更残忍的变态。但我关心的不是白起的残忍，而是他的秘诀：别说活埋四十万人，就是活埋一个人，哪怕活
埋一只鸡，它都要扑棱扑棱挣扎半天，不小心还会让它飞掉，白起究竟用了什么秘诀，才能顺利完成活埋四十万人这个大工程呢？
《史记》上说，白起是“诈而尽坑之”，可见在活埋之前
对赵军用了诈骗手段。但是哪种诈骗手段能保证四十万俘虏无一起疑？只要有一个俘虏发现事情不对并高声喊那么一嗓子，四十万人就会立马炸营，即使人人都五花
大绑，也能让秦军手忙脚乱加损兵折将，使得活埋工作变得异常艰巨以至于不可完成。所以诈骗并不是关键。
那么白起成功活埋四十万人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
是人性。咱们打个比方，假设白起是劫匪，四十万赵军是车上的乘客，现在白起拎着匕首上车收钱，这些乘客肯定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肯定都会乖乖的交出钱
来。而如果白起打劫的对象只有一两个人，那局面就会完全不同，被劫者要么逃跑，要么搏斗，要么高喊救命或者拨打110，即使最后仍然可能免不了遭劫，但是总会让劫匪的工作变得不那么顺利。
如果您觉得这个比方不够贴切，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看
过的抗战电影中最熟悉的场面：几个短胳膊短腿的日本兵就能赶得一个几百人的村子鸡飞狗跳，甚至可以把全体村民集合起来枪毙。假如几个日本兵只对付一个村
民，站在小屋子外面喝令他出去挨枪子儿，倒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在生死关头必然用尽全力去反抗，人多了反而会选择张望、提防、算计和幻想。
所以有时候人越多越好控制，如果您碰巧是个大人物，有
机会集合起来几万人、几十万人，乃至几个亿的人口，那么无论你要对他们做些什么，不管是挨个活埋，还是挨个让他们检举揭发，还是集中力量搞建设，都会变得
非常好办。前提是，你得防着人群中某些“丧失理智”的家伙登高一呼，那样的话，本来最好控制的顺民极可能集体翻脸，变成最难控制的暴民。顺民跟暴民本来就
只隔一张纸，就像降卒跟叛军本来就只隔一张纸。
说到人性，我忍不住要提提另一位大人物：徐霞客。
众所周知，徐霞客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探险家
和旅行家。他身体健康，身手矫健，在深山旅行可以徒手攀岩。也很能吃苦，单身一人扛着行李在罕无人迹的地方穿行，没有村居和寺庙可以投宿的时候，只能幕天
席地，靠干粮和泉水存活。但他也有让人鄙视的地方：崇祯十年，他去广西旅行，当地某军官仰慕他，给他弄了一张“马牌”，也就是可以免费入住国营旅馆以及可
以指使老百姓为他提供义务劳动的官方介绍信。徐霞客本来是自己扛行李的，一拿到马牌，立马喝令十个农民侍候他，轮流用轿子抬他上山。后来每到一个村子，他
都用马牌号令村民，有时“以二妇人代舆”，有时“以童子代舆”，村民都躲避他，他找不到抬轿子的人，就“絷前夫不释”，捆住原先抬他的农民不放。到后来，
“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他没办法，“搜得两妇，执之出”，让两个农妇为他做饭。稍有不满，他就“叱令”，骂人家是“奸民”。一个旅行家突然摆出这样一副
官老爷的嘴脸，只能让人骂他变态了。
其实徐霞客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旅途中瞧见基层官
吏作威作福，会很愤怒，并写诗表达自己的愤怒，可是当他自己有机会作威作福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的正义感。别说徐霞客，我也是这样，我往常一见公车私用就
脚痒，很想把里面的司机和乘客都踹翻在地，可有一回因为私事赶飞机，某官僚朋友让司机开着他们单位的车送我时，我却毫不犹豫坐了上去。人性就是这样，正义
感常有，正义不常有，见别人搞特权，自己义愤填膺，等到自己也有机会搞特权，就只有优越感、没有惭愧心了。
最后要说的一个大人物是白居易。
一千二百年前，白居易被派到陕西盩厔当县尉。县尉比县
令小，也比县丞的级别低，勉强算第三把手，是个小官，主要负责治安和征兵，就像现在的县公安局长兼武装部长。盩厔县离长安城不远，属于天子脚下，朝廷需要
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会派盩厔的县官去采购，而具体负责采购的人，就是这个县的县尉。所以白居易被派到盩厔以后，除了分管治安和征兵，还负责公共采购这一
项。那时候朝廷给的采购预算非常少，所以采购价会比市场价低出一大截，供货商要是不答应，领导们就会动用国家机器让他答应。像这样霸道的公共采购，在古代
叫作“和籴”，意思是很和谐地向民间购买，实际上却是强制性的低价征购，就像现在地方官用低于市价几倍乃至几十倍的补偿金强征农民的土地一样。
白居易写过一首《卖炭翁》，大意是两个太监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昂地出宫“和籴”，看见一车炭不错，掏出“半匹红绡一丈绫”作为炭价，就把人家那车炭拉走了，卖炭的老头儿在后面哭喊求情，他们理也不理。这首《卖炭翁》，中学课本上有，咱们小时候应该都学过，我记得老师分析课文中心思想，还说这首诗反映了白居易为百姓鸣不平的思想，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云云。其实白居易本人“和籴”的时候，比他诗里描写的太监作恶更多——农民不同意把产品低价卖给政府，他竟然把人抓起来暴打，而且还是亲自动手。（《白香山集》卷41《论和籴状》：“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当然，白居易还是有良知的，一边动手打人，一边还能做到“所不忍睹”。可是良知归良知，打人归打人，因为良知保不住饭碗，完成朝廷交代下来的和籴任务才能保住饭碗，与其让自己丢掉饭碗，不如让自己丢掉良知。刚开始打人，还会“所不忍睹”，打得多了，“所不忍睹”也就没了，欺压百姓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就渐渐体验到快感了。于是，一个正常的、有恻隐之心的、认为欺压百姓不对的大诗人，就会蜕变成一个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变态。这是个基本规律，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
聪明如您，应该能看懂这篇文章的用意。这篇文章表面上
是写大人物，实际上是写所有人；表面上是写变态，实际上是谈人性。人性本善，也本恶，人性里有正义和恻隐之心，也有愚蠢、残忍、怯懦、观望以及欺压同类并
以之为乐的变态一面，而且这两面又挨得那么近，一不留神，一个万众敬仰的好人就成了变态。所以一个文明的社会少不了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善心得以生长，
使变态难以盛行。
《西游记》里有个情节：比丘国王生了病，让一妖道给他治，妖道说，得用一千一百一十个童男的心肝煎汤熬药，这样不但能把病治好，还能让您万寿无疆。比丘国王听信了，让生有小男孩的夫妇把孩子捐出来，用笼子装上，放在家门口，等着御医开刀。
《西游记》是神怪小说，故事纯属虚构，可昏庸无道的帝王用小孩心肝治病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却实实在在上演过一回，那个昏庸无道的帝王就是唐武宗。
唐武宗本来并不昏庸无道，他勤于政务，减免赋税，裁撤
驻军，削减开支，减轻百姓负担。他登基之前，文恬武嬉，腐败丛生，他登基之后，吏治为之一新，颇有中兴的气象。唯独在佛教史上，此人饱受诟病，那是因为他
排斥佛教，逼着不守戒律的和尚尼姑还俗，没收他们的财产，还拆毁了一些寺庙。但对真正的佛教徒来说，这都不算什么，你毁掉寺庙，我重建道场，你逼我还俗，
我在家修行，居士一样能成正果，对不对？所以也不能因为唐武宗排斥佛教就说他昏庸无道。
问题是，唐武宗排斥佛教，不排斥道教，不光不排斥，还对道教衍生出来的旁门左道深信不疑。公元844年秋天，唐武宗闹腹泻，用药无效，这时候，就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一个妖道冒出来，向他进谗言：用人心煎汤做药引子，炼成神奇的丹药，服用之后，永远不会腹泻，而且永远不会死。很明显，这是很残忍也很愚蠢的昏头话，但唐武宗居然信了，他下旨给地方官员，“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意思是让全国每个道都给他进贡年满十五岁的少男少女的心脏。那时候全国有四十多个“道”（一种行政区划，类似美国的州），每个“道”的行政官员哪怕只进贡一颗男生心脏和一颗女生心脏，也会有八十多个小孩惨死在刀下！
比丘国王想用人心熬药，被孙悟空拦住了，唐武宗想用人心炼丹，却没有人能拦住他，换句话说，真的有很多少男少女被他挖心，炼成了丹药，而且真的被他服了下去。服用了人心炼成的仙丹之后，唐武宗有没有长生不老呢？没有，这厮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让地方官供应人心，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就“驾崩”了，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御医说，他死于“恶痢”，或许是因为吃人心太多，以至于消化不良吧。
唐朝皇帝当中，迷信炼丹的不光唐武宗一个，死于丹药的也不光唐武宗一个。唐武宗前面的唐穆宗也炼丹，吃丹药吃到中毒，死的时候才三十岁。还有大名鼎鼎的一
代圣君唐太宗，晚年也炼丹，他的丹药成分里应该没有人心，但却有石钟乳磨的粉，由于长期服用，最后热毒攻心，跟唐武宗一样，也是死于“恶痢”。除了皇帝，
还有唐朝文学界的几个大腕，像韩愈、贺知章和李白，也迷信炼丹术。韩愈喂公鸡吃硫黄，然后他吃公鸡肉，一直吃到暴毙；贺知章以八十岁高龄扯起丹炉大炼仙
药，憧憬着离开官场又列仙班；李白让第四任妻子宗氏进庐山修道，拜在女道士李腾空门下学习神仙之术，他自己还用水银、朱砂、云母和刚出生小孩的胞衣（这东
西在炼丹界叫做“紫河车”，李白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提到过）做试验，都是例证。
皇帝炼丹，文人也炼丹，可谓上行下效，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眼光看，他们都很愚蠢。好在文人愚蠢，最多害死几只公鸡（如韩愈）；而要是君王愚蠢，就可能害死很
多条人命（如唐武宗）。由此可见，普通人愚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人愚蠢。再仔细想想，领导人愚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能力来制止他的愚蠢。就拿
唐武宗来说吧，只要法院能审判他，只要人民能换掉他，不管他有多么愚蠢，他都不敢去吃人心。
唐武宗是大人物，也是个愚蠢到残忍的变态，但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漂浮出来的那些大人物当中，他并不是最残忍的，秦将白起比他残忍多了。
您知道，在唐武宗用人心炼丹之前约一千一百年，秦国的
将军白起跟赵国那位纸上谈兵的将军赵括打仗，结果赵军大败，赵括被杀，四十万赵兵投降。照理说，那么多赵兵投降等于是让秦国捡了个大便宜，因为俘虏可以整
编成秦军，扩充秦国的兵力，也可以当做奴隶分发给有功将士，让他们在秦国政府的监督下去大后方帮将士家属耕田种地，这样既激励士气，又有利于秦国生产。但
白起不这么想，他私下里跟部下商量道：赵人反覆无常，也不知他们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要是四十万俘虏一起捣蛋，可够我们喝一壶的，不如都杀掉算了。于是
“尽坑杀之”，把四十万赵军统统活埋！
唐武宗用人心炼丹，最多害死几百个人（流传于古代的一套道术秘笈《万法归宗》里指明，用人心炼丹需500颗，包括250颗童男的心和250颗
童女的心），这个白起一下子害死四十万人，可见他是个更残忍的变态。但我关心的不是白起的残忍，而是他的秘诀：别说活埋四十万人，就是活埋一个人，哪怕活
埋一只鸡，它都要扑棱扑棱挣扎半天，不小心还会让它飞掉，白起究竟用了什么秘诀，才能顺利完成活埋四十万人这个大工程呢？
《史记》上说，白起是“诈而尽坑之”，可见在活埋之前
对赵军用了诈骗手段。但是哪种诈骗手段能保证四十万俘虏无一起疑？只要有一个俘虏发现事情不对并高声喊那么一嗓子，四十万人就会立马炸营，即使人人都五花
大绑，也能让秦军手忙脚乱加损兵折将，使得活埋工作变得异常艰巨以至于不可完成。所以诈骗并不是关键。
那么白起成功活埋四十万人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
是人性。咱们打个比方，假设白起是劫匪，四十万赵军是车上的乘客，现在白起拎着匕首上车收钱，这些乘客肯定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肯定都会乖乖的交出钱
来。而如果白起打劫的对象只有一两个人，那局面就会完全不同，被劫者要么逃跑，要么搏斗，要么高喊救命或者拨打110，即使最后仍然可能免不了遭劫，但是总会让劫匪的工作变得不那么顺利。
如果您觉得这个比方不够贴切，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看
过的抗战电影中最熟悉的场面：几个短胳膊短腿的日本兵就能赶得一个几百人的村子鸡飞狗跳，甚至可以把全体村民集合起来枪毙。假如几个日本兵只对付一个村
民，站在小屋子外面喝令他出去挨枪子儿，倒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在生死关头必然用尽全力去反抗，人多了反而会选择张望、提防、算计和幻想。
所以有时候人越多越好控制，如果您碰巧是个大人物，有
机会集合起来几万人、几十万人，乃至几个亿的人口，那么无论你要对他们做些什么，不管是挨个活埋，还是挨个让他们检举揭发，还是集中力量搞建设，都会变得
非常好办。前提是，你得防着人群中某些“丧失理智”的家伙登高一呼，那样的话，本来最好控制的顺民极可能集体翻脸，变成最难控制的暴民。顺民跟暴民本来就
只隔一张纸，就像降卒跟叛军本来就只隔一张纸。
说到人性，我忍不住要提提另一位大人物：徐霞客。
众所周知，徐霞客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探险家
和旅行家。他身体健康，身手矫健，在深山旅行可以徒手攀岩。也很能吃苦，单身一人扛着行李在罕无人迹的地方穿行，没有村居和寺庙可以投宿的时候，只能幕天
席地，靠干粮和泉水存活。但他也有让人鄙视的地方：崇祯十年，他去广西旅行，当地某军官仰慕他，给他弄了一张“马牌”，也就是可以免费入住国营旅馆以及可
以指使老百姓为他提供义务劳动的官方介绍信。徐霞客本来是自己扛行李的，一拿到马牌，立马喝令十个农民侍候他，轮流用轿子抬他上山。后来每到一个村子，他
都用马牌号令村民，有时“以二妇人代舆”，有时“以童子代舆”，村民都躲避他，他找不到抬轿子的人，就“絷前夫不释”，捆住原先抬他的农民不放。到后来，
“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他没办法，“搜得两妇，执之出”，让两个农妇为他做饭。稍有不满，他就“叱令”，骂人家是“奸民”。一个旅行家突然摆出这样一副
官老爷的嘴脸，只能让人骂他变态了。
其实徐霞客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旅途中瞧见基层官
吏作威作福，会很愤怒，并写诗表达自己的愤怒，可是当他自己有机会作威作福的时候，他就忘了自己的正义感。别说徐霞客，我也是这样，我往常一见公车私用就
脚痒，很想把里面的司机和乘客都踹翻在地，可有一回因为私事赶飞机，某官僚朋友让司机开着他们单位的车送我时，我却毫不犹豫坐了上去。人性就是这样，正义
感常有，正义不常有，见别人搞特权，自己义愤填膺，等到自己也有机会搞特权，就只有优越感、没有惭愧心了。
最后要说的一个大人物是白居易。
一千二百年前，白居易被派到陕西盩厔当县尉。县尉比县
令小，也比县丞的级别低，勉强算第三把手，是个小官，主要负责治安和征兵，就像现在的县公安局长兼武装部长。盩厔县离长安城不远，属于天子脚下，朝廷需要
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会派盩厔的县官去采购，而具体负责采购的人，就是这个县的县尉。所以白居易被派到盩厔以后，除了分管治安和征兵，还负责公共采购这一
项。那时候朝廷给的采购预算非常少，所以采购价会比市场价低出一大截，供货商要是不答应，领导们就会动用国家机器让他答应。像这样霸道的公共采购，在古代
叫作“和籴”，意思是很和谐地向民间购买，实际上却是强制性的低价征购，就像现在地方官用低于市价几倍乃至几十倍的补偿金强征农民的土地一样。
白居易写过一首《卖炭翁》，大意是两个太监骑着高头大马，趾高气昂地出宫“和籴”，看见一车炭不错，掏出“半匹红绡一丈绫”作为炭价，就把人家那车炭拉走了，卖炭的老头儿在后面哭喊求情，他们理也不理。这首《卖炭翁》，中学课本上有，咱们小时候应该都学过，我记得老师分析课文中心思想，还说这首诗反映了白居易为百姓鸣不平的思想，对统治者掠夺人民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云云。其实白居易本人“和籴”的时候，比他诗里描写的太监作恶更多——农民不同意把产品低价卖给政府，他竟然把人抓起来暴打，而且还是亲自动手。（《白香山集》卷41《论和籴状》：“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睹。”）
当然，白居易还是有良知的，一边动手打人，一边还能做到“所不忍睹”。可是良知归良知，打人归打人，因为良知保不住饭碗，完成朝廷交代下来的和籴任务才能保住饭碗，与其让自己丢掉饭碗，不如让自己丢掉良知。刚开始打人，还会“所不忍睹”，打得多了，“所不忍睹”也就没了，欺压百姓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就渐渐体验到快感了。于是，一个正常的、有恻隐之心的、认为欺压百姓不对的大诗人，就会蜕变成一个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变态。这是个基本规律，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
聪明如您，应该能看懂这篇文章的用意。这篇文章表面上
是写大人物，实际上是写所有人；表面上是写变态，实际上是谈人性。人性本善，也本恶，人性里有正义和恻隐之心，也有愚蠢、残忍、怯懦、观望以及欺压同类并
以之为乐的变态一面，而且这两面又挨得那么近，一不留神，一个万众敬仰的好人就成了变态。所以一个文明的社会少不了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善心得以生长，
使变态难以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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