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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的滋味 艾小柯 发布于： 2010-10-06 18:27 失业是什么滋味，没有失过业的人恐怕无法完全体会。
第一波先是耻辱。众目睽睽之下被叫入空旷的会议室，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公事公办，巨大打击与震惊之下都会神色恍惚，头晕目眩。短短的一段走道瞬间变作
“耻辱游行”，静悄悄收拾东西离去还算客气；若有同事前来送别，那些含着惋惜、遗憾口吻的安慰话哪怕再真诚，再体贴，进入已然失聪的耳朵里也瞬间变了腔
调，异化为怜悯与嘲弄的背景噪音，搅得人心乱如麻，不知所措。 接下来是否认。不能想、无法听，头脑一片空白，历史与现实之间
出现了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情绪平复后不由自主地一遍遍回溯，究竟哪里做错导致厄运？是命运使然还是小概率事件？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吧？也许只是暂时搁
浅？也许根本就是噩梦一场，醒过来，快醒过来，一切还都尚未发生，一切终会依旧如常…… 否认失效，紧跟着便是沮丧。命运怎能
如此多舛，总让人磕磕绊绊，一个趔趄连着一个跟头。父母的眉头，同侪的眼光，妻小的埋怨，这人间的悲苦真是无穷无尽，永不探底。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与怀疑
中，难免会得出能力平庸低下、性格木讷迟钝、眼界狭窄闭塞等等自贬结论。未必怨天尤人，弄得自暴自弃，但总归是信心尽失，颜面扫地，郁闷难挡，萎靡不前。
顶着如此沉重的物质压力与尖锐的心理打击，一个失业的人该怎么面对生活？时代与命运究竟要把人逼到什么样的死角，才肯把痛苦化作莲花？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就从已经失业两年的安东尼奥·里奇刚找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讲起。二战后的意大利正是满目疮痍，举步维艰，高失业率让整个罗马陷入
了贫困与恐慌，每份卑微的工作都有无数人争先恐后。里奇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贴海报的工作必须要骑车代步，而雇主却并不提供自行车。为了做这份工，里奇的老婆
玛丽娅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陪嫁床单拿去当了，一家人只好睡光床垫，才赎回了先前为了吃饭而当掉的旧自行车。对里奇来说，这辆破车可是全家生计的重大命脉，
也是唯一可赖以改变命运的寄托与希望。 里奇六岁的小儿子布鲁诺对爸爸这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视若珍宝，每天把车擦得光光亮，连
多了个小小的坑洼都铭记于心，像个小男子汉子似的挥着手抱怨当铺伙计们对车子不够上心。他把对爸爸的崇拜全写在脸上，大清早父子两个都穿着粗布连身工装裤
去上班，每人上身口袋里都插一个妈妈做的蛋饼卷当午饭，笑容灿烂，朝气蓬勃——崭新的一天，有工作、有收入的一天，就要开始。
相对于小布鲁诺的天真可爱，影片中里奇这个人物则具有多个层次。
他在刚找到工作时兴奋异常，可一听必须要有自行车便马上抓狂，像个小孩似的在老婆面前唉声叹气，等玛丽娅给他想办法。车子被抢之后他惊惶失措，也是找了当
清洁车司机的朋友帮忙才稍做安定。随着希望越走越远渐渐消逝，他的焦虑与绝望也越来越强，直到最后，能否找到自行车已不仅仅是生计问题的必须，更是一个父
亲在孩子眼中的尊严与形象。而当这份尊严在无情的生活面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之时，他的沮丧直接演化为焦躁，无辜的小布鲁诺便成为了出气筒。可一旦布鲁
诺的安危成为了眼前的头等大事，父爱之情则又立刻战胜一切，这个高大的男人手忙脚乱，几乎是在百般讨好身边那依然气鼓鼓的小家伙了。
饰演里奇的业余演员朗培尔拖·马奇奥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在成名前的确是个蓝领车工，他微微凹陷的脸颊和说话时聚作一团的抬头纹都让人对他有种无言的叹息，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的眼睛，那
里面蓄积了某种看似平缓却又默默暗涌的忧伤，浸泡着很多欲言又止的隐忍与酝酿，仿佛两口苦水井，深不见底。 这样一个里奇十分
令人难忘——他那种独特的忧伤绝不是风花雪月伤情感怀的产物，那是经历了生活最严厉打压磨砺后由内向外渗透出的疲惫，与之相应的还有下意识的肢体倦怠。马
奇奥拉尼的里奇动作总是很慢，车子被偷后他并没立刻去追，而是站在原地错愕发呆，这几秒钟的时差刚好帮助了小偷及其同伙的逃脱；他追一个讨粥的老头，慌慌
张张带着小布鲁诺闯进教堂，却总是迟一步，慢半拍；他迈腿的动作异常沉重，好像必须挣脱什么无形的阻碍之后才能终于迈出那一步似的。这样一个人物瘦、高、
迟缓、忧郁，在与命运疲惫对抗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维系一个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所不能形象的幻影，这使得一系列愈来愈恶化的事件中他与小布鲁诺在餐馆里那一瞬
间的快乐更加明亮而珍贵，同时又强化了后面突发事件的严重度与毁灭性。 除了里奇与小布鲁诺寻找自行车的主线，电影也非常巧妙
的把现实批判融于辅助人物与场景安排中。偷车小贼的可怜母亲是位很典型的下层妇女，她护子心切，面对里奇的质问能张牙舞爪，可一面对代表了国家权力的警察
便立刻软下去，虽怒目相向，但总归要放任人家搜自己破破烂烂的家。与小贼合伙销赃的老头衣衫褴褛，一方面胆小怕事，里奇随便威胁两句就把什么都招了；另一
方面又是老奸巨猾，像条滑溜溜的鳗鱼似的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不见。里奇丢车后报警引出了政府的不作为，老头讨粥则引出了上帝之名面对巨大社会贫困的无能为
力，在政府与宗教救赎两条道路都堵死了的情况下，战后意大利的底层贫民们，除了偷与抢，在罗马这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大城市里，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偷自行车的人》原著由意大利画家、作家兼诗人的路易基·巴托里尼（Luigi
Bartolini）创作于1946年，电影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48年搬上银幕。半个多世纪过去后，整个世界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电子技术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奇迹，但与此同时，就业状况并未
得到质的改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尔德曼国家政策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新书《余震》（Aftershock）中指出，造成经济增长泡沫、高失业及经济恢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及两极分化的日
益加剧。莱克教授将新世纪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社会财富的份额与历史情况作比，发现只有1928年及2007年中，1%的社会最高收入人群占据了超过
23%的社会财富，而这两个极值年，刚好分别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前一年。莱克教授认为，只要社会财富继续集中，贫富分化的不公现象得不到根本
性、制度性的改善，美国的复兴之望便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来看，1948年的《偷自行车的人》在现实意义上绝不遥远，它为所有的失业与贫困塑造出了最生动
的具体形象，它永远提醒着我们，国家与政府必须致力于社会的公正与制度的公平，必须致力于财富的合理与公平分配，而不是相反。
电影最揪心的一幕是结束前五十秒钟，里奇与小布鲁诺随着人潮被推搡着无目的地前进。德·西卡对这一幕的布光把握实在令人惊叹，小巷口的夕阳先是很快地掠
过里奇的右脸，在明暗交织的那一瞬间，里奇还在竭尽全力努力维系着他的镇定。镜头切换，满脸泪汗的小布鲁诺瞪大双眼，抬起头来看着身边高大的爸爸。下一秒
钟，阳光消失了，里奇低下头看走在身边紧握他手的儿子，所有的委屈、艰辛、绝望、愧疚、无奈、悔恨全纠集到一起，瞬间冲上眉头。就在那一霎那，里奇哭了，
这个高大、强壮、奔波了一整天的男人终于在自己六岁的小儿子面前哭了。镜头再次移到小布鲁诺身上，他不停地抬头看爸爸，与此同时，里奇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
布鲁诺的小手，紧紧地，父子俩什么都没说，只是向前走，向前走，漫无目标。
什么是失业的滋味？这就是失业的滋味，是被生活推搡、挤压，在彻
骨的黑暗中毫无目的地滚、爬；是踩着耻辱、压力与彷徨的尖刀依然必须扛起家庭与责任的决绝；是遭遇不断的创伤、打击、否定与绝望后石块一样的沉默；是里奇
脸上终于没能忍住的眼泪与小布鲁诺眼里不见未来的恐惧。 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现实，你还能做什么？除了放声痛哭之外，你又能做些什么？钻石：我从回帖中看到Laird北京关闭的消息，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那里面可有我几个朋友。于是我拨通了其中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原来是我的同事，本来买了房就要结婚了，不知道为什么又分手了，只好一个人供房贷，人活得挺累，就怕失去工作，但他的运气不好，公司不景气，他只好托人帮他找找机会。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变得斤斤计较，犹犹豫豫，他比我小8岁，但看上去，我似乎比他还年轻，我当时就在想，哎，这贷款是不能轻易借的。后来我推荐了一个SQE的工作给他，他当时脚踏两只船，Laird那边多给了他500，他就到Laird去了。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表示歉意：“哥，你是不懂，对于我这样的人多500很重要，一个人还贷太难了。”我劝他：“别硬挺了，找个机会把房子卖了吧，租个房子也不错。”他叹了口气：“没房子就没媳妇呀。”我抢白了他一句：“你有房子也没媳妇儿，看中房子的，有几个不是要净资产的？只要房子的名字在你的名下，你就安生不了。”“哎。。。”那边没声了。这次再拨通电话的时候，那边的声音再不是那样没底气了，不知道是把房子卖了，还是贷款还完了，听起来精神不错。“今年4月关，我要坚持到最后，这样我可以得到4个月的补偿。”他确认了我得到的消息。他告诉我Laird在中国基本上算是完了，也就是上海还能维持，其他的都搬到印度去了。然后我就谈到了一些我们熟悉的人，都走了，有的知道去向，有的不清楚。他也问我的现况，我告诉他高铁这个领域是寒冬，中国区现在是个死局，等等看吧。Laird的主营是给Nokia提供Enter-level phone配件的，也就是入门级别的手机配件，这样的业务不是Iphone, HTC, BlackBerry的领域，当Nokia一撤出，这片就是一个大空档。他告诉我，Laird在印度混得风生水起的，那边市场很大。我记得，我离开手机这个领域的时候，Nokia曾经认为，两块市场相比较，还是中国大，现在是颠倒过来了。他说：“谁能说得清楚哪？入门级的手机就是给穷人用的，中国穷人不用手机，有钱人不会用入门级手机，这谁能说得准哪？哥，如果有机会别忘了兄弟。”和他谈完后，我忽然发现，原来失业离我们如此之近...
第一波先是耻辱。众目睽睽之下被叫入空旷的会议室，不管是好言相劝还是公事公办，巨大打击与震惊之下都会神色恍惚，头晕目眩。短短的一段走道瞬间变作
“耻辱游行”，静悄悄收拾东西离去还算客气；若有同事前来送别，那些含着惋惜、遗憾口吻的安慰话哪怕再真诚，再体贴，进入已然失聪的耳朵里也瞬间变了腔
调，异化为怜悯与嘲弄的背景噪音，搅得人心乱如麻，不知所措。 接下来是否认。不能想、无法听，头脑一片空白，历史与现实之间
出现了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情绪平复后不由自主地一遍遍回溯，究竟哪里做错导致厄运？是命运使然还是小概率事件？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吧？也许只是暂时搁
浅？也许根本就是噩梦一场，醒过来，快醒过来，一切还都尚未发生，一切终会依旧如常…… 否认失效，紧跟着便是沮丧。命运怎能
如此多舛，总让人磕磕绊绊，一个趔趄连着一个跟头。父母的眉头，同侪的眼光，妻小的埋怨，这人间的悲苦真是无穷无尽，永不探底。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与怀疑
中，难免会得出能力平庸低下、性格木讷迟钝、眼界狭窄闭塞等等自贬结论。未必怨天尤人，弄得自暴自弃，但总归是信心尽失，颜面扫地，郁闷难挡，萎靡不前。
顶着如此沉重的物质压力与尖锐的心理打击，一个失业的人该怎么面对生活？时代与命运究竟要把人逼到什么样的死角，才肯把痛苦化作莲花？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就从已经失业两年的安东尼奥·里奇刚找到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讲起。二战后的意大利正是满目疮痍，举步维艰，高失业率让整个罗马陷入
了贫困与恐慌，每份卑微的工作都有无数人争先恐后。里奇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贴海报的工作必须要骑车代步，而雇主却并不提供自行车。为了做这份工，里奇的老婆
玛丽娅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陪嫁床单拿去当了，一家人只好睡光床垫，才赎回了先前为了吃饭而当掉的旧自行车。对里奇来说，这辆破车可是全家生计的重大命脉，
也是唯一可赖以改变命运的寄托与希望。 里奇六岁的小儿子布鲁诺对爸爸这辆破破烂烂的自行车视若珍宝，每天把车擦得光光亮，连
多了个小小的坑洼都铭记于心，像个小男子汉子似的挥着手抱怨当铺伙计们对车子不够上心。他把对爸爸的崇拜全写在脸上，大清早父子两个都穿着粗布连身工装裤
去上班，每人上身口袋里都插一个妈妈做的蛋饼卷当午饭，笑容灿烂，朝气蓬勃——崭新的一天，有工作、有收入的一天，就要开始。
相对于小布鲁诺的天真可爱，影片中里奇这个人物则具有多个层次。
他在刚找到工作时兴奋异常，可一听必须要有自行车便马上抓狂，像个小孩似的在老婆面前唉声叹气，等玛丽娅给他想办法。车子被抢之后他惊惶失措，也是找了当
清洁车司机的朋友帮忙才稍做安定。随着希望越走越远渐渐消逝，他的焦虑与绝望也越来越强，直到最后，能否找到自行车已不仅仅是生计问题的必须，更是一个父
亲在孩子眼中的尊严与形象。而当这份尊严在无情的生活面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之时，他的沮丧直接演化为焦躁，无辜的小布鲁诺便成为了出气筒。可一旦布鲁
诺的安危成为了眼前的头等大事，父爱之情则又立刻战胜一切，这个高大的男人手忙脚乱，几乎是在百般讨好身边那依然气鼓鼓的小家伙了。
饰演里奇的业余演员朗培尔拖·马奇奥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在成名前的确是个蓝领车工，他微微凹陷的脸颊和说话时聚作一团的抬头纹都让人对他有种无言的叹息，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的眼睛，那
里面蓄积了某种看似平缓却又默默暗涌的忧伤，浸泡着很多欲言又止的隐忍与酝酿，仿佛两口苦水井，深不见底。 这样一个里奇十分
令人难忘——他那种独特的忧伤绝不是风花雪月伤情感怀的产物，那是经历了生活最严厉打压磨砺后由内向外渗透出的疲惫，与之相应的还有下意识的肢体倦怠。马
奇奥拉尼的里奇动作总是很慢，车子被偷后他并没立刻去追，而是站在原地错愕发呆，这几秒钟的时差刚好帮助了小偷及其同伙的逃脱；他追一个讨粥的老头，慌慌
张张带着小布鲁诺闯进教堂，却总是迟一步，慢半拍；他迈腿的动作异常沉重，好像必须挣脱什么无形的阻碍之后才能终于迈出那一步似的。这样一个人物瘦、高、
迟缓、忧郁，在与命运疲惫对抗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维系一个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所不能形象的幻影，这使得一系列愈来愈恶化的事件中他与小布鲁诺在餐馆里那一瞬
间的快乐更加明亮而珍贵，同时又强化了后面突发事件的严重度与毁灭性。 除了里奇与小布鲁诺寻找自行车的主线，电影也非常巧妙
的把现实批判融于辅助人物与场景安排中。偷车小贼的可怜母亲是位很典型的下层妇女，她护子心切，面对里奇的质问能张牙舞爪，可一面对代表了国家权力的警察
便立刻软下去，虽怒目相向，但总归要放任人家搜自己破破烂烂的家。与小贼合伙销赃的老头衣衫褴褛，一方面胆小怕事，里奇随便威胁两句就把什么都招了；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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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政府与宗教救赎两条道路都堵死了的情况下，战后意大利的底层贫民们，除了偷与抢，在罗马这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大城市里，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偷自行车的人》原著由意大利画家、作家兼诗人的路易基·巴托里尼（Luigi
Bartolini）创作于1946年，电影由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48年搬上银幕。半个多世纪过去后，整个世界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电子技术产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奇迹，但与此同时，就业状况并未
得到质的改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尔德曼国家政策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在新书《余震》（Aftershock）中指出，造成经济增长泡沫、高失业及经济恢复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及两极分化的日
益加剧。莱克教授将新世纪美国最高收入人群所占社会财富的份额与历史情况作比，发现只有1928年及2007年中，1%的社会最高收入人群占据了超过
23%的社会财富，而这两个极值年，刚好分别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前一年。莱克教授认为，只要社会财富继续集中，贫富分化的不公现象得不到根本
性、制度性的改善，美国的复兴之望便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来看，1948年的《偷自行车的人》在现实意义上绝不遥远，它为所有的失业与贫困塑造出了最生动
的具体形象，它永远提醒着我们，国家与政府必须致力于社会的公正与制度的公平，必须致力于财富的合理与公平分配，而不是相反。
电影最揪心的一幕是结束前五十秒钟，里奇与小布鲁诺随着人潮被推搡着无目的地前进。德·西卡对这一幕的布光把握实在令人惊叹，小巷口的夕阳先是很快地掠
过里奇的右脸，在明暗交织的那一瞬间，里奇还在竭尽全力努力维系着他的镇定。镜头切换，满脸泪汗的小布鲁诺瞪大双眼，抬起头来看着身边高大的爸爸。下一秒
钟，阳光消失了，里奇低下头看走在身边紧握他手的儿子，所有的委屈、艰辛、绝望、愧疚、无奈、悔恨全纠集到一起，瞬间冲上眉头。就在那一霎那，里奇哭了，
这个高大、强壮、奔波了一整天的男人终于在自己六岁的小儿子面前哭了。镜头再次移到小布鲁诺身上，他不停地抬头看爸爸，与此同时，里奇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
布鲁诺的小手，紧紧地，父子俩什么都没说，只是向前走，向前走，漫无目标。
什么是失业的滋味？这就是失业的滋味，是被生活推搡、挤压，在彻
骨的黑暗中毫无目的地滚、爬；是踩着耻辱、压力与彷徨的尖刀依然必须扛起家庭与责任的决绝；是遭遇不断的创伤、打击、否定与绝望后石块一样的沉默；是里奇
脸上终于没能忍住的眼泪与小布鲁诺眼里不见未来的恐惧。 在这样的时刻，面对这样的现实，你还能做什么？除了放声痛哭之外，你又能做些什么？钻石：我从回帖中看到Laird北京关闭的消息，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那里面可有我几个朋友。于是我拨通了其中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原来是我的同事，本来买了房就要结婚了，不知道为什么又分手了，只好一个人供房贷，人活得挺累，就怕失去工作，但他的运气不好，公司不景气，他只好托人帮他找找机会。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变得斤斤计较，犹犹豫豫，他比我小8岁，但看上去，我似乎比他还年轻，我当时就在想，哎，这贷款是不能轻易借的。后来我推荐了一个SQE的工作给他，他当时脚踏两只船，Laird那边多给了他500，他就到Laird去了。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表示歉意：“哥，你是不懂，对于我这样的人多500很重要，一个人还贷太难了。”我劝他：“别硬挺了，找个机会把房子卖了吧，租个房子也不错。”他叹了口气：“没房子就没媳妇呀。”我抢白了他一句：“你有房子也没媳妇儿，看中房子的，有几个不是要净资产的？只要房子的名字在你的名下，你就安生不了。”“哎。。。”那边没声了。这次再拨通电话的时候，那边的声音再不是那样没底气了，不知道是把房子卖了，还是贷款还完了，听起来精神不错。“今年4月关，我要坚持到最后，这样我可以得到4个月的补偿。”他确认了我得到的消息。他告诉我Laird在中国基本上算是完了，也就是上海还能维持，其他的都搬到印度去了。然后我就谈到了一些我们熟悉的人，都走了，有的知道去向，有的不清楚。他也问我的现况，我告诉他高铁这个领域是寒冬，中国区现在是个死局，等等看吧。Laird的主营是给Nokia提供Enter-level phone配件的，也就是入门级别的手机配件，这样的业务不是Iphone, HTC, BlackBerry的领域，当Nokia一撤出，这片就是一个大空档。他告诉我，Laird在印度混得风生水起的，那边市场很大。我记得，我离开手机这个领域的时候，Nokia曾经认为，两块市场相比较，还是中国大，现在是颠倒过来了。他说：“谁能说得清楚哪？入门级的手机就是给穷人用的，中国穷人不用手机，有钱人不会用入门级手机，这谁能说得准哪？哥，如果有机会别忘了兄弟。”和他谈完后，我忽然发现，原来失业离我们如此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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