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中摘一段——转自端木赐香的著作

中央集权与中国人现在好多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集权的政治统治，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农业国家，需要统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治水。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民运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咱们说过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这话反过来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现不了公民。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韦伯认为，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老东西，居然暗示东方文化蕴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了。鲁迅概括中国奴隶有两种生存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在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下，人民只是执政者掌上的玩物。 先生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看到这里，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语点透机锋啊，可惜奴隶们听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总而言之一句话，对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英人马戛尔尼使华，在自己的日记中总结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可以说，清政府成功了，《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依现在的理念来看，高素质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素质的提高，其前提必是国民素质的不断进步。所以这里我有些小小的遗憾，正如没有对手存在，狮子、野狼也会懒惰而愚蠢一样，政府的愚民政策，最后也会报应到自己身上，所以马戛尔尼同时发现，清政府的官员与知识分子，比上那些愚民，也并没有聪明到哪里去，相反，他们可能更冥顽不灵。 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容下面专章另述。 第二，执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稳在于民众的驯服，这种驯服是需要统治者下一番功夫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叫牧民。我看着，感觉总有些驯兽的嫌疑。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好给统治者发明了一套三纲五常的牧民工具。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乐意让孔孟坐到庙里享用冷猪头肉，最关键的原因乃是孔孟等人是这工具的设计者。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对统治者来讲，这一套工具用起来也并不是完全得心应手的。比如孔子要求男女不得同途，统治者就没有执行，估计是知道中国人喜欢私下里闯红灯吧。再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才开始读孟子，读着读着就着急了，发脾气说：“这老头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 因为中国的皇权政治越发展，老百姓就越驯服，而孟子的好多言论，都落后了，比如他竟敢蔑视皇权，说什么“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说什么“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不听，则易位”。这话在春秋战国时可以随便说，在大一统国家之下还能这么潇洒吗？这不明摆着是煽动造反吗？所以，元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把孟子书中看着不顺的字眼去掉多处——删去 85 条，剩下 170 多条，取名叫《孟子节文》，给各学校做教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说不定会给元璋一句“望之不似人君”的评语呢。为了叫大家都做乖孩子，元璋治下的各级学校，上至国子监下至地方乡村小学，校规都是极其严格的，立卧碑贴条款，严禁学生逾规。最不可思议的一条规定是，“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 一句话，学生只管读被删节后的圣贤书，无资格开口论国事。元璋是个识字不多的皇上，识字不多，还有这么多心眼，何况识字多的统治者呢？ 总之，在统治者的调教下，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来到公众场合，茶店里酒楼里更是有“莫谈国事”的封条时刻在提醒你管好自己的嘴巴。当然，嘴巴闭上了，还有眼珠呢，有那不老实的，就开始玩“道路以目”的花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腹诽”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个活物。 第三，小民也没有傻到骨子里，也知道当主子比当奴才好，心里也有不顺的，可表面上不顺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学者概括中国的封建社会为：皇帝装模作样地统治，百姓装模作样地顺从！马基雅维利也有类似的话：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笃信；百姓，为奴者不必真顺，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顺从。此话对极，其实真傻真顺的没有几个，连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运动，皇室血统都没个变化，哪像我们？一会儿姓刘，一会儿姓朱，一会儿又姓赵的，热闹极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这撅臀俯地的民众当中，我们分明听到了项籍的心声——彼可取而代也！也听到了刘家刘四小（刘邦名刘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计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许，正是由于大量的猾奴存在，统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惧——王朝的安危与自己龙墩的稳当才是天下第一要务！ 总之，封建的专制体制导致中国民众的愚、顺、猾，这些东西，如果只在自己内部圈子里运作的话，我们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轮一轮的循环，一旦遭遇全新的敌人——西方殖民者，中国上层与下层，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国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国为何物。至于夷族统治，历史上就不是没有经历过，不管谁坐龙墩，还不是照样当奴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正烧的是皇帝那小儿的后花园，与百姓何干？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都是什么玩意儿，所以，我怀疑龚孝拱给英法联军领路时，那小子也是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的，小子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 有集权，就没有公民。如何判断公民？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里说：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此话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我们呼唤公民，呼唤公民教育！钻石：从去年到今年，我从起点阅读器中删除了三部作品，《唐骑》，高月的《天下枭雄》，庚新的《宋时行》都是穿越的作品，说白了就是回到千年以前，去改变历史，让中华民族永远称霸世界。我正在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在2889年》，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的法国作家在畅想千年以后会怎样，我们却流行回到过去改变历史，无聊透顶。最荒谬的是，我读过的数十本穿越小说中，别的不讲，思维方式居然是比古人还要不可理喻。猛子有部神级作品《大汉帝国风云录》，我说这个主角不真实，不是汉代应有的人物，遭无数粉丝反对，猛子算得上是熟读历史的，但是他只知道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矛盾是人和土地的矛盾，为了千秋万载，把田屯到西域，严格控制兼并。其实，脱开中国那些文人总结的历史书，去读读经济学，社会学的书，就能看到，社会吸纳闲散劳动力能力弱这才是根本原因。农业的根本不是农民，而是土地，单位面积内增加农民不会增加多少产量，而农产品不易保存，又是刚性需求的产品，从事农业的人数越多，效率就越低，穷人就越多。于是即便是天宝五年，还在盛世，杜甫笔下世界是这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也就是富贵总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是穷困的，有个温饱就不错了。但是农民的特点是稳定，缺乏冒险的需求，易于管理，所以从统治阶层的角度看，农民才是国之根本，这是肯定的。于是数千年来重农抑商，于是社会的闲散力量就更没有其他途径去吸纳，于是还是要当农民，于是人和土地的矛盾就越突出。这和重男轻女的后果是中国男女比率不匹配的道理是一样的。除了人和土地的矛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任何一本书说明白为什么要大一统。我总结了一下，1.不大一统被游牧民族欺负，大一统后可以去欺负游牧民族，这是群架哲学（猛子的作品这种思想最重）。2.汉族是农业文明比游牧文明先进，先进文明替代落后的文明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文明进化论（高月的作品）。3.大一统可以统一使用国力干大事儿，如征服全世界（如《恶汉》，《黄沙百战穿金甲》...)。因此我摘端木的美文一段于此。我之所以删除《宋时行》是因为庚新本来是想写个到宋代打酱油的，结果书迷不干，非要变成大罗神仙，力挽狂澜，生生地打了个对头弯，很恶心。宋是一个很独特的年代，但在庚新的笔下的宋已经失去了时代感，完全看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