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为王

看有关古代的文艺作品，皇帝总是被冠以“圣上”这个称谓，如“圣上旨意”，像唐高宗李治因病和武则天同事执政的时候，曾经被称谓二圣执政。如果朝纲混乱，那么一定是有人蒙蔽圣听，如果皇上病了，是圣体欠安。像徽钦二宗，都做了金人俘虏，坐井观天，混到没人样儿的地步，岳飞还念念不忘迎请二圣还朝。有这样做圣人的吗？这也能算是圣人？如果不是圣人，凭什么用这个“圣”字哪？这几天我看百家讲坛，关于战国的讲座，这几集介绍的是吴起和商鞅两个大法家的历史。把这两个人的特性及其相似，贪图功名权利，刻薄寡恩，吴起曾经为了拜将，把自己的妻子（齐国人）给杀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自己的父亲死了，也不回来奔丧，守灵。商鞅为了获得进言的机会巴结宦官，见到秦孝公，不同的兜里放着不同的策略，王道，霸道，帝王术，看到秦孝公喜欢哪一本经就念那本。他们把自己当做工具，把其他人也看成是自己的阶梯，成功的筹码。吴起，商鞅都有战国时期到处钻营找机会的策士的特点，有言论无面目，有才干无道德，目的性特强，和当下推行成功学的大家们一样，都是在推销自己，只是对象不同，他们的首选目标顾客是君主。我记得法家与儒家的本质上区别是对人的本性的理解，法家是从人性本恶为出发点，用刑名之学，严刑酷法，赏罚来管理。但是他们在推销给帝王帝王术的时候，胆子再大也不会说，“君主，帝王也都是人性本恶。”肯定会灌输帝王这样一个概念除了您之外，都是人性本恶，包括臣子和王子们。因为其他人都是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有法律来约束，因为君主是善良的所以君主就不在法律的约束范围内。“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就算到头了，要是皇帝犯法哪？“嘟，大胆!皇帝是不会犯法的，因为皇帝人性本善，所以皇帝怎样做都是对的，他是圣人。”马屁一定得这样拍。韩非子应该是了解法家这个致命的缺陷，至少从人性本恶的角度来看，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所以他在所著的韩非子中，就反复地在强调，明君的重要性，圣君的不可替代性。如果君主是圣人，那么其他人就不用思考，听指挥就可以了，如果圣人是明君，那么就不要怕法律严苛，因为君主仁慈呀，他可以法外开恩哪。韩非子在守道里就讲“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圣王确立的法治，赏赐足以鼓励善行，威严足以制服暴乱，措施足以保证法制完全贯彻下去。）“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古代善于守道的君主，用重刑禁止轻罪，用人们不敢违反的法令制止人们容易犯的罪行，所以君子和小人都安分守法，盗跖和曾参、史朗都一样廉洁。”于是他就像个碎嘴婆婆似地，教帝王如何成为一个圣君，圣主。后世没见过圣主，倒是常见“豁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被圣法，圣意，圣旨逼得走投无路的暴民。法与儒，像一体两面，法家，相信人性本恶，说到底，不能把人当成人看，要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儒家，相信人性本善，说到底，人是有自律能力地，有辱且格，需要礼仪相待，你皇帝做得好，人家臣子就做得好，你老子德行好，你儿子德行也不差，法律这样的方法，只能让人免而无耻，天下一乱，谁还听你那套条条框框？法家主张刑名，儒家主张德行。本来这两家是不能调和的，可是偏偏就走到一起来。子曰，人人可为尧舜，那么培养圣君的责任，儒家就要承担下来，但圣君之外的人哪？两条路，一条是让他们学会子曰诗云，在儒家的教导下成为贤人，贤臣，身上也充满了人性本善的光辉，对于那些未曾教化，不堪教化的，怎么办？用法来管理他们，对于不服从圣君的逆臣，用法制裁他们。真佩服这种自圆其说的智慧，好像太极图中的阴阳鱼，至阴则阳，至阳则阴，在阴的墨色中有一个至阳的白点，这就好像在人性本恶的汪洋中，有一个岿然不动的孤岛一样，至恶中有至善，这个善，就是天子本人，因为他是老天爷为我们选择的，他就是至善，至仁，是圣人，因此是圣上。这样看，似乎道家也参与其中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忽然发现如果说吴起，商鞅之流，体现的是缺德带冒烟儿的混世魔王的本色，那么董仲舒这样的所谓大儒，应该是能与“神棍”画等号了。可怜的是九州的芸芸众生，我们盼了数千年，也没能盼到一个圣人降临人间来，更没看到人造的圣人出现，但依然痴心不改，坚信这世间是有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