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莫忘鲁思义（ZT）

北大莫忘鲁思义 北大未名湖 湖心岛上鲁斯亭（皮皮网友提供照片）前
不久，我写了清华大学应该为明恩博立一块碑，因为他说服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清华虽然少了那块碑，但在比邻的北京大学确有一个值得称颂的
地方，未名湖中心岛上的鲁斯亭，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六角亭是为纪念美国著名传教士鲁思义（Henry Winters
Luce）修建的，在台湾东海大学，还有一个由贝聿铭设计的「鲁思义教堂」（The Luce
Chapel）也是一处胜景，同样为纪念这个对中国教育做出极大贡献的美国人。我们知道北京
大学的旧址是著名的燕京大学，北大在五十年代初才搬过去，而1919建立的燕京大学，在当时就是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京大学是由1918年美国卫理公
会、公理会、长老会等教会组织兴办的，主要基于义和团运动后，各国外国传教士得到一个共识，看到中国民众普遍受教育低的现实，传统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只有
发展教育才能帮助中国。所以那个时代，以教会组织为主要力量，在中国兴办了很多学校。1918
年决定把北京的四所教会学校合并，建立燕京大学，并把办学的任务委托给司徒雷登和鲁思义，他们后来分别任燕京大学正，副校长。司徒雷登名气很大，就不介绍
了，现在说说很少为人所知的鲁思义。鲁思义1868年生于美国，
1897年二十九岁时由美国长老会派往中国，长期在山东传教，但他到中国不久，鲁思义认为他在中国所能从事的工作里面最有价值的是教育事业。他先兴办了小
学，后来又促成登州学院的建立。到1908年最终协调将濰县的山东联合学院、书州的古德-罗宾逊神学院及济南的山东联合医学院组成齐鲁大学。在此期间，鲁
思义就像乞丐一样，千辛万苦，四处筹款募捐，本来他有很好的学识，很希望能在大学教授学问，但由于学校的经费缺乏，不得不几乎以募捐为业。他在这方面很成
功，1912年底到1915年鲁思义为齐鲁大学募集了近三十万美元，他的名声也日益响亮。1918
年教会决定建立燕京大学，看中了鲁，推荐他任副校长，负责校务和募款工作。1919年鲁思义走马上任，成为燕京大学的募款大使。因为他比谁都了解，这个工
作艰难，而且必须是全心全力。鲁思义一生有一个口号，“勇往直前”，他并不喜欢募捐工作，向别人要钱，在美国与中国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司徒雷登校长曾经感
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但实际真正的工作是鲁思义去做的。他在一生中曾多次表示内心的痛苦。但他以基督精神克服了各种苦难，几十年
如一日，他对自己說：“我不是做我想要做的，而是做我应該做的。”
他前后为燕京大学募集了二百余万美金的捐助，特别是得到当时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捐献。鲁思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无私奉献，源於他对基督耶
穌的信仰。他一生勇往直前，晚年他說：“让我們所做的，或說，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当作是送给我长久以來所心仪的中国这块土地的一件礼物。”他唯一的遗
憾，是没能在这所大学教授课程。六十岁后，他停止募捐活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一名学生。源
源不断的捐款为司徒雷登办好这所大学打下了良好基础，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
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
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
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司徒雷登亲自到陕西找到地的主人，以六万大洋买下。1921
年—1926年，曾为多座在华教会大学进行过设计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接受聘请，为燕京大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建筑群全部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宫殿的式样。燕京大学建筑群虽然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
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教学楼德、才、均、备、体、健、全斋便是在那时建成的。他们
还从圆明园遗址买来不少汉白玉雕，石麒麟、石狮子等，甚至喷泉平台、石桥、许多欧式建筑的雕刻品和三根附有雕饰的壮丽华表。建造了这座有山有湖，有塔有
亭，粉墙红柱、古色古香的中国园林式的校园。今天凡是到北京大学的人们仍可领略这迷人的风采，发出由衷地赞叹。司
徒雷登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美国，晚年这个终身未娶，没有子女的老人，和他在燕大的私人秘书为伴，仅有的思念全部都是燕园。而鲁思义率全家于20年代末回
到美国居住。他的儿子则成为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美国新闻业巨子，《时代》周刊、《生活》画报和《财富》杂志创始人兼主编亨利•鲁斯
（Henry R. Luce, 1898-1967）。在鲁斯执掌《时代》周刊年代，据统计，“美国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户每周购买一份鲁斯出版的杂
志；94%的年过12岁的美国人知道《时代》周刊。”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位时，称他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哈金斯
（Robert Hutchins）曾总结鲁斯的一生，称誉他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影响比芝加哥大学的影响要大两到二十五倍，“比整个教育体系加在一起的
影响还要大。” 深受美国人尊崇的诗人桑伯格（Carl Sandberg）推崇鲁斯是“空前伟大的新闻工作者” 。鲁斯在中国长大到十四岁才回国，他一
生总觉得美国并不是他的故乡。一个为中国几乎辛劳一辈子的老人，似乎得到了上帝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