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首页缺粮的中国：过半省份难以自给 东北驰援东南 （转自腾讯）
宏观经济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微博] 2013-07-02 10:36 我要分享 1944“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人与地的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然而，供给奇迹般的增长，却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目前，中国基本粮食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而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中
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土地失
控，使得耕地流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
题，直接危及粮食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 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注：本文所有统计均未含港、澳、台地区）粮食保障战：保供给，保耕地，保环境，保人才5月末，从河南南阳开始，40多万台“铁麦客”（小麦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上路，一路向北开进，直至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大兵团作战进行粮食收割。每年如此，一直持续到8月。“40多万台‘战车’调到那里大兵团作战，这个规模不得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演讲描绘到这一场景时，台下的军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未有机会指挥过那么多的“战车”，亦从未见过那样恢弘的“作战”场面。指挥“作战”的是中国农民，他们创造了中国自2004年开始的粮食产量九连增。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5.9亿吨，增长了93%。若无意外，十连增或将在今年实现。“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的粮食年产量稳定在了1.1万亿斤以上，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陈锡文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未从与他同龄人的记忆里抹去。然而，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陈锡文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脆弱的供求平衡陈锡文的担忧不无道理。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9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首次突破8000万吨。加起来，2012年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7亿吨，创下了历史新高。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基本粮食（麦类、稻类、粗粮类）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 陈锡文说。这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粮食供求矛盾。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消费增速何来？陈锡文分析，粮食的工业用量在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每年17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之后，从农产品的生产者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这
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突出体现在对农产品的消费差距上：他们从以谷物消费为主，转而消费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仅以2011年的情况看，对新鲜疏菜的
需求，城市居民比农民高出28%，植物油高出24%，肉类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产品要高出两倍……毫无疑问，这些需求都需要
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间接地导致了粮食需求量的增长。而在未来，可以预见，无论是人口增加、收入增长、城镇化以及膳食结构的改变，还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都将使得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秘书处和经合组织(OECD)联合编写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预测了这一趋势：未来10年，中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仍将略快于产量增长，消费量年均增速将比产量高0.3%。陈
锡文推算，2010年，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已经相当于在境外使用了6.3亿亩国土面积。按照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能力，至少需要30亿亩以上的国土面积才能满
足需求。“但我们18.2亿亩耕地转化成播种面积，大约只有24亿亩。（编者注：一亩地如果一年能种植三季作物，即视为3亩播种面积。）缺口在那儿摆着
呢，随着城镇化继续发展，缺口还会越来越大。”“粮食‘紧平衡’，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即使是在实现九连增之后，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相关政府文件，均十分强调粮食“紧平衡”。所谓“紧平衡”，指的是粮食供求的紧张关系，即基本能满足需求，但地区之间、粮食的结构之间差异很大，有余有缺。在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看来，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经不起任何风险。“例如，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马荣荣所在的浙江省即是缺粮大省。“上海的粮食自给能力大约为10%，近90%要靠省外调入；浙江只能自给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马荣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样的粮食安全基础很薄弱。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格局，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态势。18亿亩红线上的土地失控中央的要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当然也有人呼吁，放弃18亿亩红线，以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及缓解工业用地的紧张。“守住18亿亩还进口那么多，不守住18亿亩会是什么样？”陈锡文反问。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18亿亩红线必须要保住，这是一个硬约束条件。然而，在过去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李国祥研究发现，土地价格越高的地区，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土
地失控！”马荣荣说，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
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空旷的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马荣荣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控得住经济发展对土地侵占，则控得住粮食安全是没问题的，假如控不住，那将很糟糕。“现在看来，国家从上到下应该说已经基本控制住，但未来经济继续发展，腾挪出一部分良田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这个趋势仍然不会改变。”“保住18亿亩红线，这是一种理想，但能不能保住，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不太乐观，“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减少。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310万亩是（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没有虚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耕地资源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现
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
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李国祥说，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却
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现在看来，这个“后备”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李国祥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尽量地少占耕地，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徐小青指出，“关键还是决心问题，如果下决心一定要保住（18亿亩红线），还是能保得住的。”GDP冲动下的粮食安全隐患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最肥沃的鱼米之乡变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群，中国粮食的主产区逐渐集中到了北方。辽阔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辽宁辽河出海口等地区，承担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2009年，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任上调往吉林任省委书记。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即是确保粮食安全。像吉林这样的粮食主产省，全国一共有13个，下辖800个粮食主产县。“农业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产粮大省，中央管得很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根
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
为1314.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为
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
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对工业发展的冲动，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为的还是税收，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李国祥说。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2006
年，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
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1/10以上。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数据，而全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在此
之后。据媒体公开报道，2006年7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这一数据至今未曾公布。而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李
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相对而言，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为安全，那里的工业不发达，外资不好引进；河
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当然，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时制止引进污染工业，还来得及改变现状。”但在李国祥的长期调研
中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题。“我到广东的一个乡镇调
研，乡镇下面的环保政策执法部门一共有30多人，哪有这么多预算养活他们，就是靠罚款过日子，养活政府官员。”李国祥说，“农业部门关心的是粮食产量，只
要产量能保证，其他的则次之。”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维持自给，人从何来？活在“谁来养活中国”阴影下的中国农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粮食安全的出路。走出去似乎是一种选择。然而，中国农业走出去喊了这么久，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现在看来，更多地局限于传统思维，购买或租赁别国的土地进行耕种。但因为土地问题过于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农药可能带来的污染，所受限制越来越大。陈锡文认为，其实可以拓宽思路，借鉴四大粮商的做法。美
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大粮商被简称为“ABCD”，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地方是大粮仓，就在什么地方建仓库、建
码头，物流中心建起来，当地农民增加的粮食产量就归它了。于是，他们掌握了粮源、掌握了贸易、掌握了价格。而我们非要自己去买地租地。”然而，中国的粮食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呢？首
先，全世界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
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
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陈锡文说。无论如何，中国应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科技创新，需要经营体制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2012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农业科技创新被突出强调。然而，人才是一个大的瓶颈。马荣荣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难招。“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每
次参加浙江省人大会议，其他行业的人便会问，“老马，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马荣荣说，一亩利润700块钱。他们很惊讶，怎么才这么一点？
“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而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
不起。”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保住这个产业，“否则它会彻底崩溃”。当然，马荣荣有信心，人的问题，国家一定会重视。《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王红茹 实习生 李雪 | 北京报道中国粮食地图：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农业中国经千年形成的粮食分布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间被改变的。粮食主产区有的还不能自足“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 在
过去的30年里，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
区则承担起了粮食主产区的重任。中国的粮食生产于是向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
中。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
79%和53. 44%，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至45. 21%和45.
66%。“南方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这导致耕地减少的速度也太快，粮食保障已经靠不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最靠得
住的还是黑龙江，中国50%以上的增产来自黑龙江，黑龙江在中国粮食领域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李
国祥的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2010年，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当前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是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
河南、山东），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平衡略有余，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
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其中，东北区、冀鲁豫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的转变，并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周刊》采用最简单的经验估计法，即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400公斤），统计出《2012年各省份粮食自给率》。统计结果以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来估计全国粮食消费总量而计算的粮食自给率。结
果显示，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一般认为，自
给率明显地超过100%的省份为主产区；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为平衡区；自给率明显地小于100%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准并不绝对，自给率
超过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少，但粮食总产量很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处
于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并非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供给有余。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自足之外尚有余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剩
下8个主产省份趋于仅能实现自身平衡。“粮食外调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龙江和吉林，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正在崛起，河南的粮食大省地位则在下降。”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其中又以上海为最，其自给率不到13%，严重不足。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数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于、甚至远大于产出比重。当然，若按照实际消费量与当年供给量计算自给率，这种方法最科学，但实际消费量数据极不容易获得。在我国，粮食库存数据是国家机密数据。因此，这种估算在实际中行不通。区域性供求矛盾东北驰援东南在粮食分布及供给的现实格局下，解决区域性供求矛盾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各缺粮大省份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解决缺粮问题，以保障“米袋子”。自给率最低的上海，其粮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邻的江苏省保障的。然而，随着苏南经济的崛起，苏南的粮食已很难自足，苏北地区的供给也很难满足整个长三角地区。2004年后，上海与黑龙江省的粮食合作变得十分密切，几乎每年，两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均要会面，签署粮食产销合作的协议或项目。2011年，上海在黑龙江虎林建设粮食基地，上海良友集团与虎林绿都良友有限公司签署粮食合作项目，以投资控股形式参与粮食购销管理，每年保证50多万吨优质大米运销上海，占上海全年大米供应量的1/5强。比上海先一步与黑龙江合作的是浙江。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2012年，浙江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只有35%，其余部分只能靠外调，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是“养活”浙江的最主要省份。早在2000年初，粮食紧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东北“大粮仓”要粮的思路，在全国率先与黑龙江开展省际粮食产销合作。时任黑龙江省长的张左己还承诺，黑龙江要为浙江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决不搞地区封锁，不哄抬粮价。浙江也在采取一些方式力争自保。“因为确实也担心，万一真的粮食短缺以后，不给运出来。”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彼时，浙江省解决粮食短缺的思路是：一方面，将东北的粮食企业引到浙江来加工；另一方面，动员浙江的农民到黑龙江广袤的三江平原去租地耕种，浙江则不再大规模地发展农业，而是全力投入到工业化中去。马荣荣说，浙江人去了黑龙江之后花了很大精力，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边所有的土地都能发展你想发展的东西，例如，北方的水不均衡，租赁的土地基础设施差，好地，当地农民都留着自己种。”不过，还是有浙江的农民留在那里，最后成了农民老板。广东的粮食自给率比浙江的情况更差。广东省统计局曾发布《2007年广东农业农村经济情况及2008年展望》称，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年缺口达2400万吨，需要从湖南、江西、广西、安徽等省份调配，是内地第一缺粮大省。这种情况没有在改善，而是在加剧。《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结果显示，2012年，广东省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3%。更为糟糕的是，作为广东最主要粮食调入来源的湖南，大米正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威胁。这使得广东人忧心忡忡，怎么解决安全大米的来源问题，或将成为当地政府头疼的问题。李国祥认为，相对幸运的是北京，供应北京市场的大米主要来源于黑龙江。他认为，远离高度工业化的黑龙江大米，是相比之下，中国比较安全的大米。《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郭芳 实习生 李雪 | 北京报道南：粮食“十连增”背后的隐忧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5月26日，夏收在即，中原大地普降大雨。这是一场久违的夏雨，但对于农民来说，连续的降雨又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还有十来天就要收割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天天看天气预报，怕出现连续的大雨、干热风等天气。”河南滑县白道口镇黄村种粮大户于同勤不无担忧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为了实现粮食的连续增长，河南的夏粮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天下粮仓”艰难坚守“预报晚上有暴雨，马上就要收麦了，所有人员都下乡了，防止出现洪涝灾害。”5月25日，河南滑县农业局纪委书记郝广亮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麦收前后往往是“压力山大”，最害怕出现重大的自然灾害，这关系到小麦一年的收成。有着“天下粮仓”美誉的河南，用占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4的小麦、1/10的粮食，除了满足河南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还向国家贡献400亿斤以上的商品粮及其制成品。对河南来说，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不仅仅是农业大省的责任，更是一项“政治任务”。2011年，中原经济区建设大幕开启，在确定中原经济区诸多定位时，农业和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继续保粮成为河南的头等大事。去年，河南夏粮总产量637.2亿斤，稳居全国第一的同时，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的“十连增”。在这样的高起点下，继续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便成了河南今年的重担。“目
前，河南的粮食产量基数已经很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大幅上升，种粮效益仍然普遍偏低，气候条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农业防灾减灾的压力加大，各种
支撑要素已经绷得很紧，持续增产增收的难度可想而知。”豫北一粮食重镇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直陈“保粮”之艰。按
照“十二五”规划，至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需要增加1000亿斤，仅河南的增产任务就达到300亿斤。为此，河南建设用地指标受到极为严格的控制。
“近年来，河南的建设用地每年平均约20万亩，最少的一年是11万亩，最多的一年是30万亩，其中还包括了国家重点项目用地。”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王永苏说。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数年来，河南省会郑州的规模，与邻省的省会武汉、西安等相去甚远。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而河南大多数产粮大县，往往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支持粮食生产往往需要真金白银，每年的财政收入支付工资都困难，哪有余力增加过多的投入。”上述豫北官员坦承，支持农业生产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河
南滑县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的黄国兴，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农业专家”，他热爱农业科技，被聘为农村最基层的农业科技员，自己承包了50来亩地，对前来咨询
的群众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一到农事关键时期，他还利用高音喇叭、黑板报、办培训班等形式，宣讲农作物种植管理技术要点和病虫害防治办法。而县农业局每年
给予他的补贴仅3000多元，“还不够油费，每天要外出好几趟，有时候要跑几十里地观察病虫害，了解病虫害的发病规律。”黄国兴告诉记者。“我们技术员都是包村到户，经常下乡，走到哪儿给农民指点到哪儿，还是忙不过来，主要是农业大县财政困难，经费少、无编制，科技人员相对较少。”河南滑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魏凤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追求GDP使农业政策难落实近年来，为了“保粮”，河南在耕地保护、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硬件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去年，河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建设高标准粮田的指导意见》，提出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成一批亩产超吨粮的“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高标准粮田，确保到2020年河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达1300亿斤以上，进一步巩固提高河南省农业和粮食生产优势地位。“我们村原来就是一些盐碱地，到了冬天白茫茫的一大片，种庄稼收成是很低的。这几年深翻土地、秸秆还田等技术改造，现在种的小麦亩产都达到了千把斤。”黄国兴说，今年秋即将完工的农电水利工程，也将使原来用柴油机器带动的灌溉的成本，从40元/亩降到10元/亩。然而，近年来，由于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种粮效益普遍偏低，农民的种粮意愿不断下降，河南每年有2000多万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弱妇幼”成了种粮大军。“年
轻的孩子们都不愿种地，种粮食的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河南要保证粮食安全，解决今后‘谁来种地’问题至关重要，不能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河南濮
阳南乐县农业局局长潘玉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需要在种粮大户、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组织等新型主体的培养中寻求突破，积极发展各类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
织，这也是提高粮食综合产能、实现长期稳产高产的关键。据河南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河南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3.4万家，入社农户达226.49万户。不
过，各地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些合作社由于缺乏技术指导，仅仅是实现了规模化种植，粗放的管理并不能实现粮食的增
产，甚至由于缺乏技术监督和制约，出现了一些假种子、假化肥导致农户受损的事件。”魏凤梅认为，对这些合作社需要加强管理，在技术上把关和监督。此
外，一位县级农业部门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目前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资金分属水利局、发改委、土地局等不同部门，各部门自行制定规划，标准不一，
各自为政，对于一些示范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而偏远的地方很难惠及，各个部门由于利益等因素，很难有效整合涉农资金。而
考核机制的问题更是令农业生产处在尴尬的弱势地位，“现在的考核机制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观，在一、二、三产业的考核比重中，农业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各
地政府都是忙着大力招商引资，很多农业政策只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雨点小，很难真正对农业生产重视，也很难落到实处。”上述官员表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勇 实习生 李姗姗 | 河南报道钻石：历朝历代都要面对人和土地的矛盾这个论题，一个重农抑商数千年的国家，还能怎样？对GDP贡献不多的农业却有着最多的人口，真是左右为难。2002年各国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如下：韩国7.7%，日本3.4%，台湾地区是6％，中国农业人口应该在40-50％左右，非洲54.7%，南非13.3％，尼日利亚31.5％，欧洲7.9％，英国1.7%，法国3.0％，德国2.3％，意大利4.8%， 俄国10.0%，乌克兰14.9%,罗马尼亚12.6％，美洲方面加拿大是2.4％，米帝是2.1％，墨西哥22.3％，阿根廷是9.7%，
巴西15.4%.，澳大利亚是4.4％，--------------------------------------------------学学以色列-------------------------------以色列是世所罕见的土地贫瘠、水源奇缺的国家，年降水约200毫米，在沙漠地区更少，仅有25到50毫米；人均水资源270吨，不足世界的3%。全国90%的土地是沙漠，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典型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 南部的内盖夫（Negev）沙漠与海拔为–420米（世界最低点）的死海接壤，夏季气温更高达40摄氏度。
以色列国土面积约为21
000平方公里，只有沿海的狭长地带和内陆的几个谷地适合于农耕。虽然以色列濒临地中海，但其气候主要受东南部沙漠地带的影响。降雨主要在冬季，降雨量由
东北往西南递降，东北部年平均降雨量为800—400毫米，西南部几乎为零。因此，约60%的地区农业生产终年需要人工灌溉，即使在东北部降雨量相对高的
地区，4—10月间夏季作物也需要人工灌溉。
以色列有耕地425.1万杜纳亩（dunam，以色列计量单位，1公顷约合10杜纳亩），其中水浇地面积193万杜纳亩。全国人均耕地只有0.06公顷
（合0.88亩）。尽管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以色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1948年以来，耕地面积大约增加
了1.6倍；灌溉面积从3万公顷扩大到1995年的19.9万公顷，增加了5.6倍。农业产量几乎每十年翻一番。每个农业从业人员从50年代初期平均养活
17人到现在养活90多人。农业不但满足了国内95%左右的需要，还大量出口农产品，并向世界上60多个国家输出农用物资设备和传授农业生产技术。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沙漠上的发达国家。2001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9
300美元。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也具有发达国家典型的特点：农业在以色列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50年代的60%下降到目前的1.8%；1996年农业
从业人员5.1万人，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6%。
以色列农业产值和出口比1948年建国时增加了数百倍，以色列农产品自给率达95%，以色列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糖、油、咖啡、茶等；出口主要是水
果、蔬菜、花卉等。进出口相抵，每年净出口大致为2亿美元。以色列国际合作项目的1／3是农业项目，每年3000多农业专家在外国讲学，60多个国家的人
员到以色列培训。
二、农场结构
以色列的农业组织大体上有两种形式：基布兹（Kibbutz）和莫沙夫（Moshav）。这都是由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移民创立的，政府对它们一视同仁。基布
兹和莫沙夫都比较强调社会平等、共同合作及相互帮助的理想。这两类农业组织提供的新鲜农产品约占全国的4/5以上。
基布兹，意即“集体农庄”，是犹太移民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而自愿集合在一起创建的。最早的基布兹建立于1909年。在一段时期，这种模式发展迅速，现
在以色列约有270个基布兹（1995年310个），每个基布兹的人数从50至2000人不等，平均拥有500公顷的土地。最主要的特征有三个：一、所有
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归集体所有；二、所有收入（包括其成员在外面聘任所得的个人收入）全部归集体所有，基布兹给每个农民按月发给生活津贴，生活必需品实行
供给制，其余收入、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三、基布兹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理财，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基布兹的内部事务。人们在“平等、公有、
自愿”的原则下，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衣、食、住、行全部包干，每户一套住宅；有良好的公共设施（食堂、图书馆、幼儿园、体育馆、洗衣房等等）和
公用的轿车等。
莫沙夫的意思是“合作社”，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村庄。1921年始创于杰茨雷埃勒，现约有400个。每个莫沙夫有60至100农户，各个家庭农场是
独立的。政府向他们出租土地，房屋、田地、收入归农户所有，平时各农场相互协作，共同使用机械，共同购买投入品和出售农产品。农忙时雇短工，相互提供经济
和社会服务。新建村落由农业安置规划中心和犹太人服务社共同规划，合作社负责供销、教育、医疗、文化等。由于生产类型的多元化，互相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小，
许多莫沙夫的“合作”已经名存实亡。莫沙夫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归属国家，但经营权属家庭个人；其他生产资料及收入均归农户；教育、医疗、文
化、产品供销等统一由村里提供服务。莫沙瓦是完全个体的农户。
此外，以色列还有个体农户建立的叫莫沙瓦（Moshava）的村子，不是合作社，农民们自己干自己的活，对农村经济的重要性较小。
1977年以色列政府开始搞经济“自由化”，莫沙夫和莫沙瓦的离农倾向都比较明显，所以基布兹是以色列高效农业真正的基础。经济的市场化也促成了基布兹内
部的变革，使基布兹从传统农业向农业现代的产业体系转化，也放弃了“不雇佣外来人”的原则。基布兹的农民根据规划核算成本，预测市场，签订产销合同，他们
只管精心种植。它的生产领域也大大扩展了，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相关产业。种植之外的加工、采购、财政、购销等繁琐的农业服务由区域合作组织
承担。有些基布兹也发放部分生活费，经营范围也从农业扩大到工业和服务业。
全国农产品内销组织“努瓦”（Tnuva），其所有者是基布兹和莫沙夫。它是以色列最大的销售公司，有职工7
000多人，负责70%以上的农产品收购、加工和批发，收取7－12%的手续费，2001年的销售额达14亿美元。它以市场为导向，关注产品的质量、服务
和利润，与能够提升公司利益的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色列农产品出口组织于1957年成立，现有300多员工，负责2万农户的出口，收取5%手续费，年
底农户参与利润分成。它在国外设办事处，推销产品，反馈市场信息。
三、农业生产和贸易
以色列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发展比较均衡。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与畜牧业之比为6：4，种植业比重大的原因，主要是水果、蔬菜和花卉园艺业的附加值较高，在
资金密集度和知识密集度方面都非常突出，已经成为以色列农业的支柱。在畜牧业方面，养鸡业后来居上，超越养牛业，成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根据各种农产品的
产值排列，农业内部各类产品的重要性依次是：蔬菜、水果、家禽业、养牛业、大田作物、花卉业和水产业（表1）。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决定着它的农业生产结构，即最经济地利用稀缺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而充分利用高素质人才的智力资源和充裕的资金。以色列的粮食自给率很低，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农民，追求的都是经济利益，国家并不追求提高自给率。
以色列大田作物的面积共有21万公顷，2002年，小麦面积为9.4万公顷，产量18.3万吨（每年需进口140万吨到150万吨），另有近3万公顷用做
干草或青贮饲料。以色列棉花的产值约3 500万美元（比小麦高），面积达11
600公顷，全部是长绒棉，品质上乘，用滴灌技术，70%以上用于出口（主要是欧洲）。大田作物还有向日葵（6.5万公顷）、鹰嘴豆（5
000公顷）、花生（3 500公顷）、玉米和其他豆类等，单产均在世界前列。
2002年，全国新鲜农产品的出口达到6.2亿美元，其中花卉和观赏植物居首位，占3/10；其次蔬菜和瓜类的出口，约占出口份额的25%（表2）。以色
列蔬菜种植面积，露地的约4.5万公顷，温室约4
000公顷，蔬菜种植在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约为21%，总产值已接近7亿美元。以色列农民广泛采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品种有番茄、甜椒、黄瓜、芹菜、西瓜、
甜瓜等。以色列开发的西红柿新品种，可用沙漠中的微咸水浇灌，并且有一种独特的甜味。利用温室和无土栽培技术，蔬菜能在各种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下生长，不
仅可以在冬季培育出夏季的蔬菜，还可以大大提高产量。如在露天种植西红柿，每公顷产量为60—80吨，而在气候可控技术的温室中种植，产量可达400吨到
500吨。
以色列的果园面积约3.6万公顷。柑桔是以色列农业的传统产品，其出口占农产品出口的1/10，占水果类的2/5。其他重要的水果还有鳄梨、葡萄、苹果、
香蕉、李、杏、桃，等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品质极佳。现在，以色列柑桔的单位面积产量已从过去的每公顷20吨提高到每公顷50吨，内盖夫地区最高记录达
到每公顷60—80吨。
以色列农民采用新的柑桔生产技术，并且引进、改良和开发新的品种，改进种植方法。除了改良传统的种植园，还在更加适合柑桔生长的北部开辟新的柑桔种植园，
在南部干旱和半干旱种植已经成功。近年来，以色列还致力于开发生态水果，在水果生长期间，最低限度地使用化学物品，以保护生态环境。现在，85%的柑桔种
植园实行了害虫综合治理计划，充分利用生物技术、用天敌来对付害虫。鳄梨是以色列主要的出口水果，它也是世界上鳄梨人均消费量第二大国（仅次于墨西哥）。
以色列的水果生产有几个特点，一是能够生产从温带到热带的种类繁多的水果，一年四季都有水果上市。以李子为例，40多个品种不但品质上乘，而且可以相继上
市，采摘期从5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1月。二是技术先进，以色列在水果的生产、分类、包装、运输、贮存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以色列能够用组织细胞培
育法再生出品质最佳的香蕉品种，世界上主要香蕉生产国的种苗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以色列。三是单位面积产量高，如苹果每公顷60吨，香蕉70吨，李子30吨，
杏子35吨，桃子40吨。四是机械化程度高，以色列的采果机有液压升降设备，可以从一棵果树驶到另一棵果树，高低可以任意调节。此外还有果树剪枝器、水果
分拣机、包装机等等。
以色列的花卉、观赏植物用地只有2750公顷，却成了农产品的出口大户，占新鲜农产品出口的3/10。以色列每年能够生产12亿支鲜花，78%供出口。花
农的规模平均已达到1.8公顷。他们生产的鲜花品质高种类多，有玫瑰、千金藤、香石竹、满天星、非洲菊等一百多个品种。现在以色列每生产两支鲜花，其中就
有一支是新培育的品种。以色列生产的鲜花有以气味芳香见长的，有以色彩缤纷著称的，还有可以结果的，以及能够清洁空气的，能够满足市场的各种不同需求。以
色列还有不断引进加以培育。
利用温室技术，以色列使一些夏季生长的花卉在冬季生长开花，打“时间差”，在隆冬季节采摘出口到欧洲市场。以色列大量引进欧洲和南半球的品种、驯化野生花
卉，多向国外出口。现在以色列50%的花卉是在由计算机控制的温室中培植的。花卉生产和销售基本上实现了电脑化，由计算机提供种植、灌溉、施肥、病虫害防
治、加工、市场等各方面信息以及会计服务。以色列除了出口鲜花以外，还出口种苗、盆栽植物、细胞组织培育材料、球根和种子。以色列每年有3
000万头水仙花球根出口以欧美市场，种苗年出口额达到5 000万美元。
以色列养牛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4%。其中，牛奶与牛肉的产值大致成8：2的比例，基布兹提供的牛奶占全国的60%，平均一个基布兹饲养的奶牛约
300头。牛奶产量从1950年的0.92亿升增加到了1998年的11.6亿升（12.6倍），现在不仅完全满足了国内的需求（2002年消费量为
11.5亿升，人均200升），而且有过剩的趋势，所以实行生产配额，主要以环境指标来控制。以色列养牛业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从繁育、饲养到牛奶加工基本
上都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实现了生产自动化，每头牛的生长、繁殖、健康状况等信息都储存在数据库中。以色列饲养的奶牛主要是本国自己选育的良种奶牛，对环境
的适应能力强，产奶量高，每头牛年均产奶量达到1万升，居世界领先的地位。
应该特别指出，以色列是在气候干燥、炎热的地带发展奶牛业的。他们对习惯于欧洲自然环境的荷尔斯坦牛进行改良，不仅培育出了适应当地条件的奶牛，而且还能够出口技术和相关产品，如冷冻精液、供移植用的胚胎、自动挤奶器、电脑控制的喂食系统等等。
以色列的家禽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9%；出口1
740万美元。以色列的家禽饲养业主要饲养鸡和火鸡，另外还饲养鹅和鸵鸟。饲养的家禽多为反复选育成功的优良品种，抗病能力强，耐热，生长快，产蛋多，肉
中含脂肪低。以一年生产6个周期计算，每平方米禽舍可以生产鸡肉195公斤，一个蛋鸡的年产蛋量为280个。以色列家禽饲养业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除了使
用自动拣蛋机、自动喂水、喂料机外，还采用了禽舍环境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自动监控禽舍的温度、湿度、供水、采光和通风等，家禽的繁殖、饲养和鸡肉加工已经
完全实现了自动化。以色列还发明了一种仿真鸡，置于禽舍中，能够有效地减少蛋鸡之间的相互攻击，从而提高产蛋量。以色列人均火鸡肉消费量为23公斤，在世
界上名列前茅。以色列有各色各样的火鸡加工产品销往西欧各国。
养羊业是一种传统的农业行业，以色列现在约有2
500家养羊户，其中50%是南部沙漠地区的贝都因人，另外，阿拉伯和犹太人各占一半。以色列绵羊、山羊肉的总产量约1.2万吨（胴体重），生产羊奶2
100万公斤。饲养的绵羊主要有阿瓦希羊（Awassi）和阿萨夫羊（Assaf），前者以产奶量高著称，每头母羊年产奶量为500升，最高可达到1
300升；后者是乳肉兼用羊，产奶量高，而且肉质细嫩，是奶肉两用品种。萨嫩山羊（Saanen）是优良的圈养品种，其产奶量非常高，每头母羊年均产奶量
可以达到700升，繁殖力也非常强，
以色列充分利用海水和非饮用水，使用科学手段，采取精细养殖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每立方米水域，使水产品产量达到最高水平，鱼的年产量达到每立方米20
公斤。淡水养鱼主要利用水库进行，水在鱼塘和水库之间循环，水库中安装了生物过滤器，达到水循环利用的目的。鱼塘中鱼的密度很高，水产养殖户往水中注氧，
并投放富含蛋白质的饲料。以色列的水产养殖户还用塑料泡沫材料覆盖鱼塘，塑料泡沫材料可以吸收阳光中的热量，将热量传入水中，使鱼塘具有温室效果，加快鱼
类生长。
由于缺乏淡水资源，所以以色列大力发展海水养殖。海水养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海滨挖鱼塘，使鱼塘的水和海水形成循环。另一种方式是在近海和远海设置网箱，用锚稳定。当暴风雨袭来时，可将这些网箱沉入水下深达50米，以免遭风浪侵袭。
以色列一般都饲养经济价值很高的水产品，如鲟鱼、真鲷、石斑鱼，以及从美国引进的巴斯鲈和从澳大利亚引进的淡水蟹。除此之外，以色列还培育品种繁多的观赏
鱼和海洋植物，包括色彩艳丽的热带鱼、冷水鱼和观赏性很强的睡莲等，主要出口到欧洲，年出口额1 000多万美元。
四、沙漠中的奇迹
在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如果没有人工灌溉的水，就连一棵草也不能生长。1948年以色列建国伊始，水的问题就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1959年以色列通过了
《水利法》，规定所有水资源都是国家财产，由国家控制，为居民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服务。根据《水利法》，建立了水利委员会，负责制定水利政策、用水计划和配
额、水资源的开发、海水淡化、废水循环利用、防止污染等工作。
以色列政府优先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不懈开发节水新技术，成绩斐然。以色列每年可用水资源约为20亿立方米，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用水
占了全部用水量的60%—70%。节水灌溉技术已从简单的喷灌逐步发展到目前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的水肥一体喷灌、滴灌和微喷灌、微滴灌系统，不但节省了珍
贵的水，还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经济效益显著。以色列平均每公顷的灌溉水量由1975年的8 700立方米下降到1995年的5
500立方米，在农业用水总量不增加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增长了12倍，每立方米水的产量约提高了4倍，在沙漠中创造出了的奇迹。
以色列的经验主要是：
一、循环利用污水资源。以色列是世界上循环水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处理后的污水利用率已达70%，居世界首位，其中1/3用于灌溉，约占总灌溉水量1/5。
应用的面积从1970年代的1 620公顷扩大到90年代中期的36
840公顷，现在，以色列每年大约有3.2亿立方米的废水经过处理以后用于农业生产，分布在城镇周围的果园主要用污水灌溉。
二、利用微咸水。以色列南部沙漠的微咸水被用来农田灌溉，生产的西红柿和其他蔬菜、水果的品质，甚至优于淡水灌溉生产的产品。以色列南部沙漠生产的标有用
微咸水灌溉的水果和蔬菜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较高，销路很好。以色列利用淡化咸水进行灌溉的面积达到45 000 公顷，面积大于西班牙和意大利。
三、采用滴灌和微灌技术。以色列很早就采用了压力喷灌技术；60年代后期，以色列又开发了滴灌技术。滴灌与其他灌溉技术相比有许多好处，如可用于长距离和
坡地灌溉；肥料可以与水一起直接输送到植物根部附近的土壤中，从而节约了水和肥料；由于水和肥料集中在植物的根系部分，减少了杂草的生长；滴头直接将水输
送到根系附近的土壤中，水的蒸发极微，大大提高了水的利用率；滴灌避免了水与叶子的直接接触，可以用微咸水灌溉而不灼伤叶子；在用微咸水灌溉盐碱地时，可
以冲走根部的盐分，避免根部盐分的积聚。研究表明，地表灌溉水的利用率仅为45%，喷灌为75%，而滴灌可高达95%。发明滴灌以后，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
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而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以色列喷微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100%，喷微灌中滴灌比例已达70%。最近几年还推出了低耗水
滴灌技术、脉冲式微灌技术、地下滴灌技术等。
四、雨水的收集和利用。由于淡水资源十分珍贵，以色列因地制宜地在各地修建各类集水设施，尽一切可能收集雨水、地面径流和局部淡水，供直接利用或注入当地
水库或地下含水层。从北部戈兰高地到南部内盖夫沙漠，全国分布着百万个地方集水设施，每年收集约1～2亿立方米水。
在闻名世界的耐特菲姆（Netafim）滴灌设备公司，它是哈泽林（Hazerim）基布兹于1964年建立的。滴灌的原理很简单，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
到每颗植株却非常复杂。以色列研制的防堵塑料管、接头、过滤器、控制器等都是高科技的结晶。如今，Netafim在国外有25
个分厂，年收入2.6亿美元，其中80%来自出口。世界100多个国家使用该公司的滴灌设施，
五、以色列给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以色列政府根据国情，强调“科技立国”，不但创造出了沙漠中的农业奇迹，并且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一个既缺水又缺耕地的沙漠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年出口10多亿美元新鲜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发达国家。从以色列农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
一、环境是可以改变的。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以色列是十分恶劣的，但是以色列人用几十年时间，在大部分是荒漠、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创造了一
片片绿洲，不能不令世人叹服。沙漠里的大棚温室、遍布大地滴灌系统、浩大的国家输水工程等等，无不诠释着一个真理，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是人们辛勤努力和
智慧的结晶。
二、农业发展必须有科技的支撑。发达的科研、推广和服务是以色列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建立了一套由政府部门（农业部等）的科研机构与社区（基布兹、莫沙
夫）相结合的科研、开发体系。每个科研机构都非常专业化，定期将研究的成果推广用于农业生产，使这些科研成果很快就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色列的农业科研人
员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技术指导、咨询和培训。他们是科技推广者和技术承包的实践者，与农户签订有服务合同，从而使农民获得了更大
的经济效益。
三、高素质的农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以色列国民受教育程度之高是世界闻名的。在建国之初，农民受教育甚至高于全国人民的平均水平。现在，农民中大学以上文化
程度的占到47%，其他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大量的高素质移民为以色列更增加了新的血液。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是掌握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可靠保
障。农民有扎实的文化科学基础，乐于接受新生事物，采用新品种、新技术，这就是以色列现代农业的腾飞的基本保障。
此外，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体化组织也是以色列农业成功的重要经验。这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很普遍，本文不再详细描述。
（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 厉为民 ）
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土地失
控，使得耕地流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
题，直接危及粮食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 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注：本文所有统计均未含港、澳、台地区）粮食保障战：保供给，保耕地，保环境，保人才5月末，从河南南阳开始，40多万台“铁麦客”（小麦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上路，一路向北开进，直至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大兵团作战进行粮食收割。每年如此，一直持续到8月。“40多万台‘战车’调到那里大兵团作战，这个规模不得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演讲描绘到这一场景时，台下的军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未有机会指挥过那么多的“战车”，亦从未见过那样恢弘的“作战”场面。指挥“作战”的是中国农民，他们创造了中国自2004年开始的粮食产量九连增。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5.9亿吨，增长了93%。若无意外，十连增或将在今年实现。“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的粮食年产量稳定在了1.1万亿斤以上，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陈锡文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未从与他同龄人的记忆里抹去。然而，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陈锡文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脆弱的供求平衡陈锡文的担忧不无道理。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9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首次突破8000万吨。加起来，2012年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7亿吨，创下了历史新高。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基本粮食（麦类、稻类、粗粮类）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 陈锡文说。这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国粮食供求矛盾。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消费增速何来？陈锡文分析，粮食的工业用量在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中，每年1700万农民进城成为市民之后，从农产品的生产者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者，其生活方式也发生很大变化。这
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突出体现在对农产品的消费差距上：他们从以谷物消费为主，转而消费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仅以2011年的情况看，对新鲜疏菜的
需求，城市居民比农民高出28%，植物油高出24%，肉类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产品要高出两倍……毫无疑问，这些需求都需要
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间接地导致了粮食需求量的增长。而在未来，可以预见，无论是人口增加、收入增长、城镇化以及膳食结构的改变，还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都将使得生产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秘书处和经合组织(OECD)联合编写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预测了这一趋势：未来10年，中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仍将略快于产量增长，消费量年均增速将比产量高0.3%。陈
锡文推算，2010年，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已经相当于在境外使用了6.3亿亩国土面积。按照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能力，至少需要30亿亩以上的国土面积才能满
足需求。“但我们18.2亿亩耕地转化成播种面积，大约只有24亿亩。（编者注：一亩地如果一年能种植三季作物，即视为3亩播种面积。）缺口在那儿摆着
呢，随着城镇化继续发展，缺口还会越来越大。”“粮食‘紧平衡’，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即使是在实现九连增之后，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相关政府文件，均十分强调粮食“紧平衡”。所谓“紧平衡”，指的是粮食供求的紧张关系，即基本能满足需求，但地区之间、粮食的结构之间差异很大，有余有缺。在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看来，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经不起任何风险。“例如，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马荣荣所在的浙江省即是缺粮大省。“上海的粮食自给能力大约为10%，近90%要靠省外调入；浙江只能自给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马荣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样的粮食安全基础很薄弱。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格局，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态势。18亿亩红线上的土地失控中央的要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当然也有人呼吁，放弃18亿亩红线，以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及缓解工业用地的紧张。“守住18亿亩还进口那么多，不守住18亿亩会是什么样？”陈锡文反问。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18亿亩红线必须要保住，这是一个硬约束条件。然而，在过去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李国祥研究发现，土地价格越高的地区，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土
地失控！”马荣荣说，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
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空旷的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马荣荣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控得住经济发展对土地侵占，则控得住粮食安全是没问题的，假如控不住，那将很糟糕。“现在看来，国家从上到下应该说已经基本控制住，但未来经济继续发展，腾挪出一部分良田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这个趋势仍然不会改变。”“保住18亿亩红线，这是一种理想，但能不能保住，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不太乐观，“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减少。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310万亩是（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没有虚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耕地资源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现
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
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李国祥说，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却
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现在看来，这个“后备”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李国祥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尽量地少占耕地，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徐小青指出，“关键还是决心问题，如果下决心一定要保住（18亿亩红线），还是能保得住的。”GDP冲动下的粮食安全隐患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最肥沃的鱼米之乡变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群，中国粮食的主产区逐渐集中到了北方。辽阔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辽宁辽河出海口等地区，承担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2009年，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任上调往吉林任省委书记。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即是确保粮食安全。像吉林这样的粮食主产省，全国一共有13个，下辖800个粮食主产县。“农业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产粮大省，中央管得很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根
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
为1314.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为
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
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对工业发展的冲动，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为的还是税收，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李国祥说。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2006
年，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
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1/10以上。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数据，而全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在此
之后。据媒体公开报道，2006年7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这一数据至今未曾公布。而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李
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相对而言，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为安全，那里的工业不发达，外资不好引进；河
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当然，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时制止引进污染工业，还来得及改变现状。”但在李国祥的长期调研
中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题。“我到广东的一个乡镇调
研，乡镇下面的环保政策执法部门一共有30多人，哪有这么多预算养活他们，就是靠罚款过日子，养活政府官员。”李国祥说，“农业部门关心的是粮食产量，只
要产量能保证，其他的则次之。”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维持自给，人从何来？活在“谁来养活中国”阴影下的中国农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粮食安全的出路。走出去似乎是一种选择。然而，中国农业走出去喊了这么久，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现在看来，更多地局限于传统思维，购买或租赁别国的土地进行耕种。但因为土地问题过于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农药可能带来的污染，所受限制越来越大。陈锡文认为，其实可以拓宽思路，借鉴四大粮商的做法。美
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大粮商被简称为“ABCD”，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地方是大粮仓，就在什么地方建仓库、建
码头，物流中心建起来，当地农民增加的粮食产量就归它了。于是，他们掌握了粮源、掌握了贸易、掌握了价格。而我们非要自己去买地租地。”然而，中国的粮食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呢？首
先，全世界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
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
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陈锡文说。无论如何，中国应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科技创新，需要经营体制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2012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农业科技创新被突出强调。然而，人才是一个大的瓶颈。马荣荣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难招。“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每
次参加浙江省人大会议，其他行业的人便会问，“老马，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马荣荣说，一亩利润700块钱。他们很惊讶，怎么才这么一点？
“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而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
不起。”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保住这个产业，“否则它会彻底崩溃”。当然，马荣荣有信心，人的问题，国家一定会重视。《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王红茹 实习生 李雪 | 北京报道中国粮食地图：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农业中国经千年形成的粮食分布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间被改变的。粮食主产区有的还不能自足“最靠得住的还是黑龙江” 在
过去的30年里，曾经肥沃的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从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蜕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
区则承担起了粮食主产区的重任。中国的粮食生产于是向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份集
中。至2008年，北方粮食生产已全面超越南方，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4.
79%和53. 44%，南方粮食面积与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则减至45. 21%和45.
66%。“南方工业化、城镇化的速度太快，这导致耕地减少的速度也太快，粮食保障已经靠不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最靠得
住的还是黑龙江，中国50%以上的增产来自黑龙江，黑龙江在中国粮食领域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李
国祥的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2010年，中国粮食的供求格局已大致形成：当前粮食供给有余的主要是东北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冀鲁豫区（河北、
河南、山东），长江区（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西北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新疆）供给平衡略有余，供给不足的主要有东南区（福建、广
东、海南、江苏、上海、浙江）、京津区（北京、天津）、青藏区（青海、西藏）和西南区（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其中，东北区、冀鲁豫区在全国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南区、京津区则相反，供求失衡日益严重，自给能力不断下降。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南粮北运”向“北粮南运”的转变，并且，这一格局在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周刊》采用最简单的经验估计法，即粮食总产量/（常住人口×400公斤），统计出《2012年各省份粮食自给率》。统计结果以人均粮食消费量400公斤来估计全国粮食消费总量而计算的粮食自给率。结
果显示，自给率最高的是黑龙江，高达375%，接下来依次是吉林、内蒙古、河南、宁夏、新疆、安徽等，大约16个省份的自给率大于100%。一般认为，自
给率明显地超过100%的省份为主产区；自给率大约为100%的省份为平衡区；自给率明显地小于100%的省份为主销区。但这个划分标准并不绝对，自给率
超过100%的宁夏、新疆和甘肃，人口较少，但粮食总产量很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处
于粮食主产区的13个省份并非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供给有余。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自足之外尚有余的仅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5个省份，剩
下8个主产省份趋于仅能实现自身平衡。“粮食外调的最主要省份是黑龙江和吉林，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正在崛起，河南的粮食大省地位则在下降。”缺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省份。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福建、青海、海南成为最缺粮的8个省份，其中又以上海为最，其自给率不到13%，严重不足。除此之外的其他省份，大多数也是供求失衡，需求比重大于、甚至远大于产出比重。当然，若按照实际消费量与当年供给量计算自给率，这种方法最科学，但实际消费量数据极不容易获得。在我国，粮食库存数据是国家机密数据。因此，这种估算在实际中行不通。区域性供求矛盾东北驰援东南在粮食分布及供给的现实格局下，解决区域性供求矛盾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各缺粮大省份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解决缺粮问题，以保障“米袋子”。自给率最低的上海，其粮食安全最早是由毗邻的江苏省保障的。然而，随着苏南经济的崛起，苏南的粮食已很难自足，苏北地区的供给也很难满足整个长三角地区。2004年后，上海与黑龙江省的粮食合作变得十分密切，几乎每年，两省市的党政主要领导均要会面，签署粮食产销合作的协议或项目。2011年，上海在黑龙江虎林建设粮食基地，上海良友集团与虎林绿都良友有限公司签署粮食合作项目，以投资控股形式参与粮食购销管理，每年保证50多万吨优质大米运销上海，占上海全年大米供应量的1/5强。比上海先一步与黑龙江合作的是浙江。根据《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2012年，浙江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只有35%，其余部分只能靠外调，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是“养活”浙江的最主要省份。早在2000年初，粮食紧缺的浙江就提出了向东北“大粮仓”要粮的思路，在全国率先与黑龙江开展省际粮食产销合作。时任黑龙江省长的张左己还承诺，黑龙江要为浙江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决不搞地区封锁，不哄抬粮价。浙江也在采取一些方式力争自保。“因为确实也担心，万一真的粮食短缺以后，不给运出来。”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彼时，浙江省解决粮食短缺的思路是：一方面，将东北的粮食企业引到浙江来加工；另一方面，动员浙江的农民到黑龙江广袤的三江平原去租地耕种，浙江则不再大规模地发展农业，而是全力投入到工业化中去。马荣荣说，浙江人去了黑龙江之后花了很大精力，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边所有的土地都能发展你想发展的东西，例如，北方的水不均衡，租赁的土地基础设施差，好地，当地农民都留着自己种。”不过，还是有浙江的农民留在那里，最后成了农民老板。广东的粮食自给率比浙江的情况更差。广东省统计局曾发布《2007年广东农业农村经济情况及2008年展望》称，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40%，年缺口达2400万吨，需要从湖南、江西、广西、安徽等省份调配，是内地第一缺粮大省。这种情况没有在改善，而是在加剧。《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结果显示，2012年，广东省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3%。更为糟糕的是，作为广东最主要粮食调入来源的湖南，大米正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威胁。这使得广东人忧心忡忡，怎么解决安全大米的来源问题，或将成为当地政府头疼的问题。李国祥认为，相对幸运的是北京，供应北京市场的大米主要来源于黑龙江。他认为，远离高度工业化的黑龙江大米，是相比之下，中国比较安全的大米。《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郭芳 实习生 李雪 | 北京报道南：粮食“十连增”背后的隐忧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5月26日，夏收在即，中原大地普降大雨。这是一场久违的夏雨，但对于农民来说，连续的降雨又是他们不愿看到的。 “还有十来天就要收割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天天看天气预报，怕出现连续的大雨、干热风等天气。”河南滑县白道口镇黄村种粮大户于同勤不无担忧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为了实现粮食的连续增长，河南的夏粮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天下粮仓”艰难坚守“预报晚上有暴雨，马上就要收麦了，所有人员都下乡了，防止出现洪涝灾害。”5月25日，河南滑县农业局纪委书记郝广亮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麦收前后往往是“压力山大”，最害怕出现重大的自然灾害，这关系到小麦一年的收成。有着“天下粮仓”美誉的河南，用占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4的小麦、1/10的粮食，除了满足河南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还向国家贡献400亿斤以上的商品粮及其制成品。对河南来说，确保粮食生产安全不仅仅是农业大省的责任，更是一项“政治任务”。2011年，中原经济区建设大幕开启，在确定中原经济区诸多定位时，农业和粮食生产放在首位。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继续保粮成为河南的头等大事。去年，河南夏粮总产量637.2亿斤，稳居全国第一的同时，实现了自2003年以来的“十连增”。在这样的高起点下，继续保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便成了河南今年的重担。“目
前，河南的粮食产量基数已经很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持续大幅上升，种粮效益仍然普遍偏低，气候条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农业防灾减灾的压力加大，各种
支撑要素已经绷得很紧，持续增产增收的难度可想而知。”豫北一粮食重镇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直陈“保粮”之艰。按
照“十二五”规划，至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需要增加1000亿斤，仅河南的增产任务就达到300亿斤。为此，河南建设用地指标受到极为严格的控制。
“近年来，河南的建设用地每年平均约20万亩，最少的一年是11万亩，最多的一年是30万亩，其中还包括了国家重点项目用地。”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王永苏说。在河南有关人士看来，正是由于保粮任务艰巨，对农业大量投入，导致河南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数年来，河南省会郑州的规模，与邻省的省会武汉、西安等相去甚远。直至2010年，河南城镇化率只有37.7%，远低于全国49.68%的水平，居全国倒数第五位。而河南大多数产粮大县，往往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支持粮食生产往往需要真金白银，每年的财政收入支付工资都困难，哪有余力增加过多的投入。”上述豫北官员坦承，支持农业生产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河
南滑县白道口镇西河京村的黄国兴，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农业专家”，他热爱农业科技，被聘为农村最基层的农业科技员，自己承包了50来亩地，对前来咨询
的群众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一到农事关键时期，他还利用高音喇叭、黑板报、办培训班等形式，宣讲农作物种植管理技术要点和病虫害防治办法。而县农业局每年
给予他的补贴仅3000多元，“还不够油费，每天要外出好几趟，有时候要跑几十里地观察病虫害，了解病虫害的发病规律。”黄国兴告诉记者。“我们技术员都是包村到户，经常下乡，走到哪儿给农民指点到哪儿，还是忙不过来，主要是农业大县财政困难，经费少、无编制，科技人员相对较少。”河南滑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魏凤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追求GDP使农业政策难落实近年来，为了“保粮”，河南在耕地保护、农田水利、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硬件方面，不遗余力地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去年，河南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建设高标准粮田的指导意见》，提出在粮食生产核心区建成一批亩产超吨粮的“百亩方”、“千亩方”和“万亩方”高标准粮田，确保到2020年河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达1300亿斤以上，进一步巩固提高河南省农业和粮食生产优势地位。“我们村原来就是一些盐碱地，到了冬天白茫茫的一大片，种庄稼收成是很低的。这几年深翻土地、秸秆还田等技术改造，现在种的小麦亩产都达到了千把斤。”黄国兴说，今年秋即将完工的农电水利工程，也将使原来用柴油机器带动的灌溉的成本，从40元/亩降到10元/亩。然而，近年来，由于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种粮效益普遍偏低，农民的种粮意愿不断下降，河南每年有2000多万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弱妇幼”成了种粮大军。“年
轻的孩子们都不愿种地，种粮食的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河南要保证粮食安全，解决今后‘谁来种地’问题至关重要，不能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河南濮
阳南乐县农业局局长潘玉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这需要在种粮大户、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组织等新型主体的培养中寻求突破，积极发展各类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
织，这也是提高粮食综合产能、实现长期稳产高产的关键。据河南省农业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河南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3.4万家，入社农户达226.49万户。不
过，各地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亦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些合作社由于缺乏技术指导，仅仅是实现了规模化种植，粗放的管理并不能实现粮食的增
产，甚至由于缺乏技术监督和制约，出现了一些假种子、假化肥导致农户受损的事件。”魏凤梅认为，对这些合作社需要加强管理，在技术上把关和监督。此
外，一位县级农业部门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目前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资金分属水利局、发改委、土地局等不同部门，各部门自行制定规划，标准不一，
各自为政，对于一些示范田，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而偏远的地方很难惠及，各个部门由于利益等因素，很难有效整合涉农资金。而
考核机制的问题更是令农业生产处在尴尬的弱势地位，“现在的考核机制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观，在一、二、三产业的考核比重中，农业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各
地政府都是忙着大力招商引资，很多农业政策只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雷声大雨点小，很难真正对农业生产重视，也很难落到实处。”上述官员表示。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勇 实习生 李姗姗 | 河南报道钻石：历朝历代都要面对人和土地的矛盾这个论题，一个重农抑商数千年的国家，还能怎样？对GDP贡献不多的农业却有着最多的人口，真是左右为难。2002年各国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如下：韩国7.7%，日本3.4%，台湾地区是6％，中国农业人口应该在40-50％左右，非洲54.7%，南非13.3％，尼日利亚31.5％，欧洲7.9％，英国1.7%，法国3.0％，德国2.3％，意大利4.8%， 俄国10.0%，乌克兰14.9%,罗马尼亚12.6％，美洲方面加拿大是2.4％，米帝是2.1％，墨西哥22.3％，阿根廷是9.7%，
巴西15.4%.，澳大利亚是4.4％，--------------------------------------------------学学以色列-------------------------------以色列是世所罕见的土地贫瘠、水源奇缺的国家，年降水约200毫米，在沙漠地区更少，仅有25到50毫米；人均水资源270吨，不足世界的3%。全国90%的土地是沙漠，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典型的干旱和半干旱气候。 南部的内盖夫（Negev）沙漠与海拔为–420米（世界最低点）的死海接壤，夏季气温更高达40摄氏度。
以色列国土面积约为21
000平方公里，只有沿海的狭长地带和内陆的几个谷地适合于农耕。虽然以色列濒临地中海，但其气候主要受东南部沙漠地带的影响。降雨主要在冬季，降雨量由
东北往西南递降，东北部年平均降雨量为800—400毫米，西南部几乎为零。因此，约60%的地区农业生产终年需要人工灌溉，即使在东北部降雨量相对高的
地区，4—10月间夏季作物也需要人工灌溉。
以色列有耕地425.1万杜纳亩（dunam，以色列计量单位，1公顷约合10杜纳亩），其中水浇地面积193万杜纳亩。全国人均耕地只有0.06公顷
（合0.88亩）。尽管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以色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1948年以来，耕地面积大约增加
了1.6倍；灌溉面积从3万公顷扩大到1995年的19.9万公顷，增加了5.6倍。农业产量几乎每十年翻一番。每个农业从业人员从50年代初期平均养活
17人到现在养活90多人。农业不但满足了国内95%左右的需要，还大量出口农产品，并向世界上60多个国家输出农用物资设备和传授农业生产技术。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沙漠上的发达国家。2001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9
300美元。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也具有发达国家典型的特点：农业在以色列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50年代的60%下降到目前的1.8%；1996年农业
从业人员5.1万人，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6%。
以色列农业产值和出口比1948年建国时增加了数百倍，以色列农产品自给率达95%，以色列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糖、油、咖啡、茶等；出口主要是水
果、蔬菜、花卉等。进出口相抵，每年净出口大致为2亿美元。以色列国际合作项目的1／3是农业项目，每年3000多农业专家在外国讲学，60多个国家的人
员到以色列培训。
二、农场结构
以色列的农业组织大体上有两种形式：基布兹（Kibbutz）和莫沙夫（Moshav）。这都是由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移民创立的，政府对它们一视同仁。基布
兹和莫沙夫都比较强调社会平等、共同合作及相互帮助的理想。这两类农业组织提供的新鲜农产品约占全国的4/5以上。
基布兹，意即“集体农庄”，是犹太移民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而自愿集合在一起创建的。最早的基布兹建立于1909年。在一段时期，这种模式发展迅速，现
在以色列约有270个基布兹（1995年310个），每个基布兹的人数从50至2000人不等，平均拥有500公顷的土地。最主要的特征有三个：一、所有
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归集体所有；二、所有收入（包括其成员在外面聘任所得的个人收入）全部归集体所有，基布兹给每个农民按月发给生活津贴，生活必需品实行
供给制，其余收入、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三、基布兹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理财，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基布兹的内部事务。人们在“平等、公有、
自愿”的原则下，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衣、食、住、行全部包干，每户一套住宅；有良好的公共设施（食堂、图书馆、幼儿园、体育馆、洗衣房等等）和
公用的轿车等。
莫沙夫的意思是“合作社”，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村庄。1921年始创于杰茨雷埃勒，现约有400个。每个莫沙夫有60至100农户，各个家庭农场是
独立的。政府向他们出租土地，房屋、田地、收入归农户所有，平时各农场相互协作，共同使用机械，共同购买投入品和出售农产品。农忙时雇短工，相互提供经济
和社会服务。新建村落由农业安置规划中心和犹太人服务社共同规划，合作社负责供销、教育、医疗、文化等。由于生产类型的多元化，互相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小，
许多莫沙夫的“合作”已经名存实亡。莫沙夫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归属国家，但经营权属家庭个人；其他生产资料及收入均归农户；教育、医疗、文
化、产品供销等统一由村里提供服务。莫沙瓦是完全个体的农户。
此外，以色列还有个体农户建立的叫莫沙瓦（Moshava）的村子，不是合作社，农民们自己干自己的活，对农村经济的重要性较小。
1977年以色列政府开始搞经济“自由化”，莫沙夫和莫沙瓦的离农倾向都比较明显，所以基布兹是以色列高效农业真正的基础。经济的市场化也促成了基布兹内
部的变革，使基布兹从传统农业向农业现代的产业体系转化，也放弃了“不雇佣外来人”的原则。基布兹的农民根据规划核算成本，预测市场，签订产销合同，他们
只管精心种植。它的生产领域也大大扩展了，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相关产业。种植之外的加工、采购、财政、购销等繁琐的农业服务由区域合作组织
承担。有些基布兹也发放部分生活费，经营范围也从农业扩大到工业和服务业。
全国农产品内销组织“努瓦”（Tnuva），其所有者是基布兹和莫沙夫。它是以色列最大的销售公司，有职工7
000多人，负责70%以上的农产品收购、加工和批发，收取7－12%的手续费，2001年的销售额达14亿美元。它以市场为导向，关注产品的质量、服务
和利润，与能够提升公司利益的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色列农产品出口组织于1957年成立，现有300多员工，负责2万农户的出口，收取5%手续费，年
底农户参与利润分成。它在国外设办事处，推销产品，反馈市场信息。
三、农业生产和贸易
以色列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发展比较均衡。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与畜牧业之比为6：4，种植业比重大的原因，主要是水果、蔬菜和花卉园艺业的附加值较高，在
资金密集度和知识密集度方面都非常突出，已经成为以色列农业的支柱。在畜牧业方面，养鸡业后来居上，超越养牛业，成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根据各种农产品的
产值排列，农业内部各类产品的重要性依次是：蔬菜、水果、家禽业、养牛业、大田作物、花卉业和水产业（表1）。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决定着它的农业生产结构，即最经济地利用稀缺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而充分利用高素质人才的智力资源和充裕的资金。以色列的粮食自给率很低，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农民，追求的都是经济利益，国家并不追求提高自给率。
以色列大田作物的面积共有21万公顷，2002年，小麦面积为9.4万公顷，产量18.3万吨（每年需进口140万吨到150万吨），另有近3万公顷用做
干草或青贮饲料。以色列棉花的产值约3 500万美元（比小麦高），面积达11
600公顷，全部是长绒棉，品质上乘，用滴灌技术，70%以上用于出口（主要是欧洲）。大田作物还有向日葵（6.5万公顷）、鹰嘴豆（5
000公顷）、花生（3 500公顷）、玉米和其他豆类等，单产均在世界前列。
2002年，全国新鲜农产品的出口达到6.2亿美元，其中花卉和观赏植物居首位，占3/10；其次蔬菜和瓜类的出口，约占出口份额的25%（表2）。以色
列蔬菜种植面积，露地的约4.5万公顷，温室约4
000公顷，蔬菜种植在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约为21%，总产值已接近7亿美元。以色列农民广泛采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品种有番茄、甜椒、黄瓜、芹菜、西瓜、
甜瓜等。以色列开发的西红柿新品种，可用沙漠中的微咸水浇灌，并且有一种独特的甜味。利用温室和无土栽培技术，蔬菜能在各种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下生长，不
仅可以在冬季培育出夏季的蔬菜，还可以大大提高产量。如在露天种植西红柿，每公顷产量为60—80吨，而在气候可控技术的温室中种植，产量可达400吨到
500吨。
以色列的果园面积约3.6万公顷。柑桔是以色列农业的传统产品，其出口占农产品出口的1/10，占水果类的2/5。其他重要的水果还有鳄梨、葡萄、苹果、
香蕉、李、杏、桃，等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品质极佳。现在，以色列柑桔的单位面积产量已从过去的每公顷20吨提高到每公顷50吨，内盖夫地区最高记录达
到每公顷60—80吨。
以色列农民采用新的柑桔生产技术，并且引进、改良和开发新的品种，改进种植方法。除了改良传统的种植园，还在更加适合柑桔生长的北部开辟新的柑桔种植园，
在南部干旱和半干旱种植已经成功。近年来，以色列还致力于开发生态水果，在水果生长期间，最低限度地使用化学物品，以保护生态环境。现在，85%的柑桔种
植园实行了害虫综合治理计划，充分利用生物技术、用天敌来对付害虫。鳄梨是以色列主要的出口水果，它也是世界上鳄梨人均消费量第二大国（仅次于墨西哥）。
以色列的水果生产有几个特点，一是能够生产从温带到热带的种类繁多的水果，一年四季都有水果上市。以李子为例，40多个品种不但品质上乘，而且可以相继上
市，采摘期从5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1月。二是技术先进，以色列在水果的生产、分类、包装、运输、贮存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先进技术。以色列能够用组织细胞培
育法再生出品质最佳的香蕉品种，世界上主要香蕉生产国的种苗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以色列。三是单位面积产量高，如苹果每公顷60吨，香蕉70吨，李子30吨，
杏子35吨，桃子40吨。四是机械化程度高，以色列的采果机有液压升降设备，可以从一棵果树驶到另一棵果树，高低可以任意调节。此外还有果树剪枝器、水果
分拣机、包装机等等。
以色列的花卉、观赏植物用地只有2750公顷，却成了农产品的出口大户，占新鲜农产品出口的3/10。以色列每年能够生产12亿支鲜花，78%供出口。花
农的规模平均已达到1.8公顷。他们生产的鲜花品质高种类多，有玫瑰、千金藤、香石竹、满天星、非洲菊等一百多个品种。现在以色列每生产两支鲜花，其中就
有一支是新培育的品种。以色列生产的鲜花有以气味芳香见长的，有以色彩缤纷著称的，还有可以结果的，以及能够清洁空气的，能够满足市场的各种不同需求。以
色列还有不断引进加以培育。
利用温室技术，以色列使一些夏季生长的花卉在冬季生长开花，打“时间差”，在隆冬季节采摘出口到欧洲市场。以色列大量引进欧洲和南半球的品种、驯化野生花
卉，多向国外出口。现在以色列50%的花卉是在由计算机控制的温室中培植的。花卉生产和销售基本上实现了电脑化，由计算机提供种植、灌溉、施肥、病虫害防
治、加工、市场等各方面信息以及会计服务。以色列除了出口鲜花以外，还出口种苗、盆栽植物、细胞组织培育材料、球根和种子。以色列每年有3
000万头水仙花球根出口以欧美市场，种苗年出口额达到5 000万美元。
以色列养牛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4%。其中，牛奶与牛肉的产值大致成8：2的比例，基布兹提供的牛奶占全国的60%，平均一个基布兹饲养的奶牛约
300头。牛奶产量从1950年的0.92亿升增加到了1998年的11.6亿升（12.6倍），现在不仅完全满足了国内的需求（2002年消费量为
11.5亿升，人均200升），而且有过剩的趋势，所以实行生产配额，主要以环境指标来控制。以色列养牛业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从繁育、饲养到牛奶加工基本
上都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实现了生产自动化，每头牛的生长、繁殖、健康状况等信息都储存在数据库中。以色列饲养的奶牛主要是本国自己选育的良种奶牛，对环境
的适应能力强，产奶量高，每头牛年均产奶量达到1万升，居世界领先的地位。
应该特别指出，以色列是在气候干燥、炎热的地带发展奶牛业的。他们对习惯于欧洲自然环境的荷尔斯坦牛进行改良，不仅培育出了适应当地条件的奶牛，而且还能够出口技术和相关产品，如冷冻精液、供移植用的胚胎、自动挤奶器、电脑控制的喂食系统等等。
以色列的家禽业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9%；出口1
740万美元。以色列的家禽饲养业主要饲养鸡和火鸡，另外还饲养鹅和鸵鸟。饲养的家禽多为反复选育成功的优良品种，抗病能力强，耐热，生长快，产蛋多，肉
中含脂肪低。以一年生产6个周期计算，每平方米禽舍可以生产鸡肉195公斤，一个蛋鸡的年产蛋量为280个。以色列家禽饲养业的自动化程度也很高，除了使
用自动拣蛋机、自动喂水、喂料机外，还采用了禽舍环境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自动监控禽舍的温度、湿度、供水、采光和通风等，家禽的繁殖、饲养和鸡肉加工已经
完全实现了自动化。以色列还发明了一种仿真鸡，置于禽舍中，能够有效地减少蛋鸡之间的相互攻击，从而提高产蛋量。以色列人均火鸡肉消费量为23公斤，在世
界上名列前茅。以色列有各色各样的火鸡加工产品销往西欧各国。
养羊业是一种传统的农业行业，以色列现在约有2
500家养羊户，其中50%是南部沙漠地区的贝都因人，另外，阿拉伯和犹太人各占一半。以色列绵羊、山羊肉的总产量约1.2万吨（胴体重），生产羊奶2
100万公斤。饲养的绵羊主要有阿瓦希羊（Awassi）和阿萨夫羊（Assaf），前者以产奶量高著称，每头母羊年产奶量为500升，最高可达到1
300升；后者是乳肉兼用羊，产奶量高，而且肉质细嫩，是奶肉两用品种。萨嫩山羊（Saanen）是优良的圈养品种，其产奶量非常高，每头母羊年均产奶量
可以达到700升，繁殖力也非常强，
以色列充分利用海水和非饮用水，使用科学手段，采取精细养殖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每立方米水域，使水产品产量达到最高水平，鱼的年产量达到每立方米20
公斤。淡水养鱼主要利用水库进行，水在鱼塘和水库之间循环，水库中安装了生物过滤器，达到水循环利用的目的。鱼塘中鱼的密度很高，水产养殖户往水中注氧，
并投放富含蛋白质的饲料。以色列的水产养殖户还用塑料泡沫材料覆盖鱼塘，塑料泡沫材料可以吸收阳光中的热量，将热量传入水中，使鱼塘具有温室效果，加快鱼
类生长。
由于缺乏淡水资源，所以以色列大力发展海水养殖。海水养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海滨挖鱼塘，使鱼塘的水和海水形成循环。另一种方式是在近海和远海设置网箱，用锚稳定。当暴风雨袭来时，可将这些网箱沉入水下深达50米，以免遭风浪侵袭。
以色列一般都饲养经济价值很高的水产品，如鲟鱼、真鲷、石斑鱼，以及从美国引进的巴斯鲈和从澳大利亚引进的淡水蟹。除此之外，以色列还培育品种繁多的观赏
鱼和海洋植物，包括色彩艳丽的热带鱼、冷水鱼和观赏性很强的睡莲等，主要出口到欧洲，年出口额1 000多万美元。
四、沙漠中的奇迹
在以色列的大部分地区，如果没有人工灌溉的水，就连一棵草也不能生长。1948年以色列建国伊始，水的问题就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1959年以色列通过了
《水利法》，规定所有水资源都是国家财产，由国家控制，为居民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服务。根据《水利法》，建立了水利委员会，负责制定水利政策、用水计划和配
额、水资源的开发、海水淡化、废水循环利用、防止污染等工作。
以色列政府优先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期不懈开发节水新技术，成绩斐然。以色列每年可用水资源约为20亿立方米，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用水
占了全部用水量的60%—70%。节水灌溉技术已从简单的喷灌逐步发展到目前全部采用计算机控制的水肥一体喷灌、滴灌和微喷灌、微滴灌系统，不但节省了珍
贵的水，还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经济效益显著。以色列平均每公顷的灌溉水量由1975年的8 700立方米下降到1995年的5
500立方米，在农业用水总量不增加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增长了12倍，每立方米水的产量约提高了4倍，在沙漠中创造出了的奇迹。
以色列的经验主要是：
一、循环利用污水资源。以色列是世界上循环水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处理后的污水利用率已达70%，居世界首位，其中1/3用于灌溉，约占总灌溉水量1/5。
应用的面积从1970年代的1 620公顷扩大到90年代中期的36
840公顷，现在，以色列每年大约有3.2亿立方米的废水经过处理以后用于农业生产，分布在城镇周围的果园主要用污水灌溉。
二、利用微咸水。以色列南部沙漠的微咸水被用来农田灌溉，生产的西红柿和其他蔬菜、水果的品质，甚至优于淡水灌溉生产的产品。以色列南部沙漠生产的标有用
微咸水灌溉的水果和蔬菜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较高，销路很好。以色列利用淡化咸水进行灌溉的面积达到45 000 公顷，面积大于西班牙和意大利。
三、采用滴灌和微灌技术。以色列很早就采用了压力喷灌技术；60年代后期，以色列又开发了滴灌技术。滴灌与其他灌溉技术相比有许多好处，如可用于长距离和
坡地灌溉；肥料可以与水一起直接输送到植物根部附近的土壤中，从而节约了水和肥料；由于水和肥料集中在植物的根系部分，减少了杂草的生长；滴头直接将水输
送到根系附近的土壤中，水的蒸发极微，大大提高了水的利用率；滴灌避免了水与叶子的直接接触，可以用微咸水灌溉而不灼伤叶子；在用微咸水灌溉盐碱地时，可
以冲走根部的盐分，避免根部盐分的积聚。研究表明，地表灌溉水的利用率仅为45%，喷灌为75%，而滴灌可高达95%。发明滴灌以后，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
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而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以色列喷微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100%，喷微灌中滴灌比例已达70%。最近几年还推出了低耗水
滴灌技术、脉冲式微灌技术、地下滴灌技术等。
四、雨水的收集和利用。由于淡水资源十分珍贵，以色列因地制宜地在各地修建各类集水设施，尽一切可能收集雨水、地面径流和局部淡水，供直接利用或注入当地
水库或地下含水层。从北部戈兰高地到南部内盖夫沙漠，全国分布着百万个地方集水设施，每年收集约1～2亿立方米水。
在闻名世界的耐特菲姆（Netafim）滴灌设备公司，它是哈泽林（Hazerim）基布兹于1964年建立的。滴灌的原理很简单，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
到每颗植株却非常复杂。以色列研制的防堵塑料管、接头、过滤器、控制器等都是高科技的结晶。如今，Netafim在国外有25
个分厂，年收入2.6亿美元，其中80%来自出口。世界100多个国家使用该公司的滴灌设施，
五、以色列给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以色列政府根据国情，强调“科技立国”，不但创造出了沙漠中的农业奇迹，并且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一个既缺水又缺耕地的沙漠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年出口10多亿美元新鲜农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发达国家。从以色列农业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
一、环境是可以改变的。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以色列是十分恶劣的，但是以色列人用几十年时间，在大部分是荒漠、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创造了一
片片绿洲，不能不令世人叹服。沙漠里的大棚温室、遍布大地滴灌系统、浩大的国家输水工程等等，无不诠释着一个真理，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是人们辛勤努力和
智慧的结晶。
二、农业发展必须有科技的支撑。发达的科研、推广和服务是以色列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建立了一套由政府部门（农业部等）的科研机构与社区（基布兹、莫沙
夫）相结合的科研、开发体系。每个科研机构都非常专业化，定期将研究的成果推广用于农业生产，使这些科研成果很快就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色列的农业科研人
员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技术指导、咨询和培训。他们是科技推广者和技术承包的实践者，与农户签订有服务合同，从而使农民获得了更大
的经济效益。
三、高素质的农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以色列国民受教育程度之高是世界闻名的。在建国之初，农民受教育甚至高于全国人民的平均水平。现在，农民中大学以上文化
程度的占到47%，其他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大量的高素质移民为以色列更增加了新的血液。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是掌握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可靠保
障。农民有扎实的文化科学基础，乐于接受新生事物，采用新品种、新技术，这就是以色列现代农业的腾飞的基本保障。
此外，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体化组织也是以色列农业成功的重要经验。这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很普遍，本文不再详细描述。
（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农业经济研究中心 厉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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