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05年的文章《张晓东：质量管理是中国企业的悲哀》
本帖最后由 钻石灰尘 于 2012-12-24 10:46 编辑
闲聊时，张晓东闲淡平和；可一谈到质量，他就成了“愤青”，情绪激动，言辞激昂；对于中国质量界和企业界的追赶潮，张晓东忧形于色，他说：这是中国企业的悲哀！
保守的意义在统计基础
《品质文化》：在中国质量界，您的主张为什么向有新保守主义的称谓？
张晓东：现在大家都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但在各种讲课和讲演中，我总是说：中国企业不要跟风，要塌塌实实从基础做起。这并不是说我对新生事物不关心，我也在不断学习，但我反对不加选择地对国外潮流进行追随或毫无原则的移植，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吃了不少亏。
《品质文化》：难道中国企业不应该学习和追随国外先进的东西吗？
张晓东：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先进的和有效的》，我说“先进”是把双刃剑，我们不应该用“先进”这个词来修饰管理，应该用“有效”；所谓先进的质量管理，其实就是发达国家现在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很大，把它们流行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来，不见的能发挥作用，没准儿我们利用它们30年前的东西，可能很适用。
另外，把西方的工具拿过来可以，但整个管理系统则需要我们自己琢磨。
《品质文化》：那么哪些东西对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是有效的？
张晓东：中国企业有时比较着急，但中国企业最缺的往往不是什么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因为在质量基础上，中国企业有瓶颈，这些瓶颈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企业没法再往上发展。
《品质文化》：这些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哪里？
张晓东：现实的情况是，有些中国企业搞质量搞了多年，但基本的抽样检验都不会，抽样表都会弄错。你想想：抽样检验的方案都错了，那么数据就错了；数据错了，有关产品质量的任何判断和结论就都错拉！这就是基础问题。
《品质文化》：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张晓东：2001年全国质量管理奖评审前，我曾给来自170多家国内顶尖企业的300多位企业人士讲课，我问哪家企业有随机抽样的十面色子，300多人中只有一个人举手。这让我想起来都后怕啊，国内多数企业的抽样还是随意抽样而不是随机抽样，两种抽样完全不同，在随意取样中，某个数字被抽中的概率会比较高，它的科学性跟随机抽样没法比。企业要是把数据建立在随意抽样的不可信基础上，企业运营的所有环节都会有问题。
《品质文化》：据此推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企业的数据分析不够科学，而这正是中国企业搞质量建设时的通病？
张晓东：对！数据的作用可以表现在企业运营的所有环节，包括战略、设计、生产、检验等各环节。数据是科学理性的分析，企业不能仅凭感性和直觉去做事。对比一下国内外相关质量的文章大家会看到：中国的报告文字多，国外的报告则是数据多、图表多。
感性和理性的悖论
《品质文化》：国外质量管理更注重理性和科学的分析，中国企业有时却仅凭感性认识去做事，而这正跟国外质量管理是相悖的。
张晓东：对！当发达国家正在对人类的感性问题做理性分析的时候，中国企业却对大量本该用理性分析的东西凭着感性去做。
《品质文化》：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在统计基础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张晓东：日本生产木屐的企业，在研发阶段，会研究人穿着不同材质的木屐在不同地面上走动所发出来的声音是否悦耳，会研究人在走动时木屐落地的角度，他们为此做频谱分析。丰田汽车有一个项目，是研究汽车车门被关闭时的声音的高贵感。这些全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做定量化分析。
日本某企业总务处利用因子分析做食堂环境改进的研究，因子分析一般是高级质量工程师才能做的事，而日本一个企业的总务部门的人员却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企业，还没有见到过因子分析的案例。
《品质文化》：目前我国也有质量工程师考试制度，这是否会促进国内企业的质量建设工作？
张晓东：2001年我们开始搞质量工程师考试制度，我参与了大纲起草、教材编写和师资培训等多项工作；到考试时，有些机构甚至派出副教授级别的来应考，但考试多数不及格，第一年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多数不合格的卡在了统计分析上。
现在国内有关质量的培训放在各个地方，民间也在做，但大学毕业的人都不一定能通过考试。明年国家要开始搞高级质量工程师的考试，难度会更大。
与我国相比，日本早在1951年就开始搞质量工程师的考试制度，我们比它晚了50年。
“中国企业里有两大窦娥群体”
《品质文化》：现在中国企业质量建设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出了问题就找质量部。曾有一个国内企业，因为其六西格玛水平未达到评审专家的认可，质量部门的领导全被调离岗位，很多人因此而降薪或走人。
张晓东：我常说中国企业里有两大“窦娥”群体，一个质量部，一个是工人；因为一旦产品出了问题，企业不是归罪于质量人员，就是归罪于工人责任心不强。这很荒谬！
质量是包括调研、工艺设计、制造、检验等全过程的事儿，而不仅仅是质量部的事儿。我相信只要设计做得好，工艺做得好，专用设备没问题，质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否则，如果仅依靠人的责任心，肯定会使产品出问题。好的设计和工艺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人的因素的依赖。中国企业在总结质量问题的教训时，总有这么一条：人的责任心不强。我说这是设计没做好，工艺没做好。
《品质文化》：企业一把手在企业质量建设中应该担当起什么责任？
张晓东：企业一把手的主要责任是配置资源；他应该让研发和工艺部门的员工也去学习质量知识。企业一把手要知道在成本和质量发生冲突时，应该选择哪个。现在有些中国企业已经悟出了这一点，比如格力。
《品质文化》：在质量建设方面，企业领导应该有远见；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有哪些问题？
张晓东：举个例子。中国的嘉陵摩托因为成本低，曾经畅销东南亚，在东南亚地区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当时越南人把买摩托叫作买嘉陵；后来日本开始以其产品的质量好打入这个市场，抢走了嘉陵摩托的份额。中国企业里，像嘉陵这样的例子不少，都是因为吃亏吃得没办法了，才回过来再去搞质量，这样做的代价很大，但可能也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品质文化》：日本也曾经有过走成本低的路子的情况，但日本却很快在质量方面崛起，这也是日本质量界和企业界的远见吧？
张晓东：日本在成本和质量之间的选择时间很短。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的东西卖得很便宜。吉田内阁当时有两大国策，一个是支持东南亚国家以遏制红色中国的发展，另外一个是发展出口型经济。当时日本人饿得吃不饱，东南亚国家也在美国支持下到日本去拆机器运走以抵日本的赔款，但日本的国策却是从长处着眼。
当时很多日本的专家和学者常常在酒桌上劝企业，说产品光便宜不行，要搞好质量，所以他们的酒量都很大，石川馨的一本语录的开头就有这么一句话：不能喝酒，不能搞质量。日本质量界的人说：50年以后，日本的产品就是代表着质量好。结果，他们现在实现这个理想了。
知识分子的农民思想
《品质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这是否多少影响到中国企业的质量建设？
张晓东：西方国家的质量管理经过了传统的、统计的质量管理再到全面质量管理这几个阶段，中国则是从传统的质量管理一步跳到全面质量管理的，中间阶段被跳过去了。这有历史的必然，中国传统文化不太注重科学。李泽厚说，中国的哲学观是实用理性，不是靠科学严谨的逻辑推断，而是凭感觉来判断好不好用；中国古代更注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发展滞后；到后来封建文明发展不下去，近代文明又不能很快成长起来。所以，企业干什么都是凭直觉判断差不多就完了。
《品质文化》：中国人有聪明的头脑，有精密思考和科学分析的能力，但中国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却不一定有科学的态度；长此以往，就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文化。
张晓东：确实是这样！有一次一家外资企业请我去考察，一个星期之后，我给他们说：你们是现在化设备的丛林里边游荡的一拨用农民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分析判断问题全是靠本能，不知道用实验来验证，一切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品质文化》：针对企业的这些问题，您及您的企业是怎么做的？
张晓东：科立特现在只做一类业务，就是产品质量技术。以前我们有认证项目，现在我们把它砍掉了。将来我们也只做与质量有关的业务，其他业务不会涉及。
针对企业统计基础薄弱的问题，我们新近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与企业联合攻关，把损失降下来，我们提成。
“青天”、“仙丹”和希望
《品质文化》：很多中国企业在实施一种质量方法后，发现不解决问题，很快又将其抛弃，去寻找另外的方法，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正常现象吧？
张晓东：中国人骨子里有种“青天”意识，意思是说中国人老指望有个青官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意识反映到管理中，就是“仙丹”意识，总指望学一个管理方法就能把所有问题全解决，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就一股脑地全上，等到用了，又觉得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又将这个东西扔掉。很多咨询公司也为了迎合企业的这种需要，鼓吹什么“全套解决方案”等。但是管理上不存在仙丹，某一管理方法法只能解决企业的一小部分问题。
《品质文化》：在这种意识影响下，中国企业的质量建设是不是会走入死胡同？
张晓东：日本质量界对中国质量的评价是：中国的质量管理老在第一章。第一章是概论，是大概齐，是“知道了”、“也许”、“差不多”。我觉得真精辟！中国企业老是不能深入进去钻研，所有的质量管理方法在中国都没逃出这个恶运。我以前认为，六西格玛再有3-5年就会在中国消亡，现在我认为也就是2-3年就会消亡，中国企业正在等待下一个仙丹的来临。
《品质文化》：话题又回到了您最初提到的那一点：中国企业不能不加选择地对国外潮流进行追随或毫无原则的移植。
张晓东：对！我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给来自全国的企业高管们做演讲，我说中国的理论界有软骨病，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加选择地学习国外流行的东西，二是妄自菲薄，不从中国企业的实践里总结经验教训。一听到“先进”两个字膝盖就发软。
《品质文化》：除了这种种问题，您难道没在中国企业身上找到希望吗？
张晓东：现在有些中国企业已经明白过来了。我相信中国企业在面临生存危机时，所迸发出来的潜力特别强，而且中国人非常聪明。我曾经去过潍坊一家企业，企业发展得不错，老板舍得在质量方面投入，就连企业的司机都是质量工程师。人们问这个老板有什么诀窍，他说：我没啥诀窍，就是干了你们一直在说干却没干的事。
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希望。
张晓东小档案
北京科立特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1992年，张晓东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学习质量控制，先后师从赤尾洋二、久米均。1995年，张晓东回国，1996年创立北京科立特管理咨询公司。为中国质量界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钻石：今天他我们讲了一天课，这是我第三次听他的课了，第一次是听他介绍QFD，第二次是质量管理发展的历史，今天是第三次。我第一次听他的课应该是在07年，那是他似乎很愤青，今天再听，发现他变得平和了。他说以前有人说他是卓越绩效的杀手，他觉得委屈，他说这是为了中国质量负责，为了企业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过去给200分的企业，他现在给500分，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已经是好的了，别的老师给500分，他给200分这不公平。以前他说，要让中国人掌握正确的方法和科学的理念，现在他说，能教好自己的学生，能辅导好信任他们的企业就可以了。
我这时才忽然发现他已经过了愤青的年龄，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平和，淡然，却让我读到了沧桑，心里很不是滋味。**
闲聊时，张晓东闲淡平和；可一谈到质量，他就成了“愤青”，情绪激动，言辞激昂；对于中国质量界和企业界的追赶潮，张晓东忧形于色，他说：这是中国企业的悲哀！
保守的意义在统计基础
《品质文化》：在中国质量界，您的主张为什么向有新保守主义的称谓？
张晓东：现在大家都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但在各种讲课和讲演中，我总是说：中国企业不要跟风，要塌塌实实从基础做起。这并不是说我对新生事物不关心，我也在不断学习，但我反对不加选择地对国外潮流进行追随或毫无原则的移植，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吃了不少亏。
《品质文化》：难道中国企业不应该学习和追随国外先进的东西吗？
张晓东：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先进的和有效的》，我说“先进”是把双刃剑，我们不应该用“先进”这个词来修饰管理，应该用“有效”；所谓先进的质量管理，其实就是发达国家现在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很大，把它们流行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来，不见的能发挥作用，没准儿我们利用它们30年前的东西，可能很适用。
另外，把西方的工具拿过来可以，但整个管理系统则需要我们自己琢磨。
《品质文化》：那么哪些东西对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是有效的？
张晓东：中国企业有时比较着急，但中国企业最缺的往往不是什么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因为在质量基础上，中国企业有瓶颈，这些瓶颈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企业没法再往上发展。
《品质文化》：这些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哪里？
张晓东：现实的情况是，有些中国企业搞质量搞了多年，但基本的抽样检验都不会，抽样表都会弄错。你想想：抽样检验的方案都错了，那么数据就错了；数据错了，有关产品质量的任何判断和结论就都错拉！这就是基础问题。
《品质文化》：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张晓东：2001年全国质量管理奖评审前，我曾给来自170多家国内顶尖企业的300多位企业人士讲课，我问哪家企业有随机抽样的十面色子，300多人中只有一个人举手。这让我想起来都后怕啊，国内多数企业的抽样还是随意抽样而不是随机抽样，两种抽样完全不同，在随意取样中，某个数字被抽中的概率会比较高，它的科学性跟随机抽样没法比。企业要是把数据建立在随意抽样的不可信基础上，企业运营的所有环节都会有问题。
《品质文化》：据此推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企业的数据分析不够科学，而这正是中国企业搞质量建设时的通病？
张晓东：对！数据的作用可以表现在企业运营的所有环节，包括战略、设计、生产、检验等各环节。数据是科学理性的分析，企业不能仅凭感性和直觉去做事。对比一下国内外相关质量的文章大家会看到：中国的报告文字多，国外的报告则是数据多、图表多。
感性和理性的悖论
《品质文化》：国外质量管理更注重理性和科学的分析，中国企业有时却仅凭感性认识去做事，而这正跟国外质量管理是相悖的。
张晓东：对！当发达国家正在对人类的感性问题做理性分析的时候，中国企业却对大量本该用理性分析的东西凭着感性去做。
《品质文化》：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在统计基础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张晓东：日本生产木屐的企业，在研发阶段，会研究人穿着不同材质的木屐在不同地面上走动所发出来的声音是否悦耳，会研究人在走动时木屐落地的角度，他们为此做频谱分析。丰田汽车有一个项目，是研究汽车车门被关闭时的声音的高贵感。这些全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做定量化分析。
日本某企业总务处利用因子分析做食堂环境改进的研究，因子分析一般是高级质量工程师才能做的事，而日本一个企业的总务部门的人员却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企业，还没有见到过因子分析的案例。
《品质文化》：目前我国也有质量工程师考试制度，这是否会促进国内企业的质量建设工作？
张晓东：2001年我们开始搞质量工程师考试制度，我参与了大纲起草、教材编写和师资培训等多项工作；到考试时，有些机构甚至派出副教授级别的来应考，但考试多数不及格，第一年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多数不合格的卡在了统计分析上。
现在国内有关质量的培训放在各个地方，民间也在做，但大学毕业的人都不一定能通过考试。明年国家要开始搞高级质量工程师的考试，难度会更大。
与我国相比，日本早在1951年就开始搞质量工程师的考试制度，我们比它晚了50年。
“中国企业里有两大窦娥群体”
《品质文化》：现在中国企业质量建设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出了问题就找质量部。曾有一个国内企业，因为其六西格玛水平未达到评审专家的认可，质量部门的领导全被调离岗位，很多人因此而降薪或走人。
张晓东：我常说中国企业里有两大“窦娥”群体，一个质量部，一个是工人；因为一旦产品出了问题，企业不是归罪于质量人员，就是归罪于工人责任心不强。这很荒谬！
质量是包括调研、工艺设计、制造、检验等全过程的事儿，而不仅仅是质量部的事儿。我相信只要设计做得好，工艺做得好，专用设备没问题，质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否则，如果仅依靠人的责任心，肯定会使产品出问题。好的设计和工艺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人的因素的依赖。中国企业在总结质量问题的教训时，总有这么一条：人的责任心不强。我说这是设计没做好，工艺没做好。
《品质文化》：企业一把手在企业质量建设中应该担当起什么责任？
张晓东：企业一把手的主要责任是配置资源；他应该让研发和工艺部门的员工也去学习质量知识。企业一把手要知道在成本和质量发生冲突时，应该选择哪个。现在有些中国企业已经悟出了这一点，比如格力。
《品质文化》：在质量建设方面，企业领导应该有远见；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有哪些问题？
张晓东：举个例子。中国的嘉陵摩托因为成本低，曾经畅销东南亚，在东南亚地区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当时越南人把买摩托叫作买嘉陵；后来日本开始以其产品的质量好打入这个市场，抢走了嘉陵摩托的份额。中国企业里，像嘉陵这样的例子不少，都是因为吃亏吃得没办法了，才回过来再去搞质量，这样做的代价很大，但可能也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品质文化》：日本也曾经有过走成本低的路子的情况，但日本却很快在质量方面崛起，这也是日本质量界和企业界的远见吧？
张晓东：日本在成本和质量之间的选择时间很短。二战刚结束时，日本的东西卖得很便宜。吉田内阁当时有两大国策，一个是支持东南亚国家以遏制红色中国的发展，另外一个是发展出口型经济。当时日本人饿得吃不饱，东南亚国家也在美国支持下到日本去拆机器运走以抵日本的赔款，但日本的国策却是从长处着眼。
当时很多日本的专家和学者常常在酒桌上劝企业，说产品光便宜不行，要搞好质量，所以他们的酒量都很大，石川馨的一本语录的开头就有这么一句话：不能喝酒，不能搞质量。日本质量界的人说：50年以后，日本的产品就是代表着质量好。结果，他们现在实现这个理想了。
知识分子的农民思想
《品质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这是否多少影响到中国企业的质量建设？
张晓东：西方国家的质量管理经过了传统的、统计的质量管理再到全面质量管理这几个阶段，中国则是从传统的质量管理一步跳到全面质量管理的，中间阶段被跳过去了。这有历史的必然，中国传统文化不太注重科学。李泽厚说，中国的哲学观是实用理性，不是靠科学严谨的逻辑推断，而是凭感觉来判断好不好用；中国古代更注重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发展滞后；到后来封建文明发展不下去，近代文明又不能很快成长起来。所以，企业干什么都是凭直觉判断差不多就完了。
《品质文化》：中国人有聪明的头脑，有精密思考和科学分析的能力，但中国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却不一定有科学的态度；长此以往，就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文化。
张晓东：确实是这样！有一次一家外资企业请我去考察，一个星期之后，我给他们说：你们是现在化设备的丛林里边游荡的一拨用农民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分析判断问题全是靠本能，不知道用实验来验证，一切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品质文化》：针对企业的这些问题，您及您的企业是怎么做的？
张晓东：科立特现在只做一类业务，就是产品质量技术。以前我们有认证项目，现在我们把它砍掉了。将来我们也只做与质量有关的业务，其他业务不会涉及。
针对企业统计基础薄弱的问题，我们新近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与企业联合攻关，把损失降下来，我们提成。
“青天”、“仙丹”和希望
《品质文化》：很多中国企业在实施一种质量方法后，发现不解决问题，很快又将其抛弃，去寻找另外的方法，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正常现象吧？
张晓东：中国人骨子里有种“青天”意识，意思是说中国人老指望有个青官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意识反映到管理中，就是“仙丹”意识，总指望学一个管理方法就能把所有问题全解决，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就一股脑地全上，等到用了，又觉得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又将这个东西扔掉。很多咨询公司也为了迎合企业的这种需要，鼓吹什么“全套解决方案”等。但是管理上不存在仙丹，某一管理方法法只能解决企业的一小部分问题。
《品质文化》：在这种意识影响下，中国企业的质量建设是不是会走入死胡同？
张晓东：日本质量界对中国质量的评价是：中国的质量管理老在第一章。第一章是概论，是大概齐，是“知道了”、“也许”、“差不多”。我觉得真精辟！中国企业老是不能深入进去钻研，所有的质量管理方法在中国都没逃出这个恶运。我以前认为，六西格玛再有3-5年就会在中国消亡，现在我认为也就是2-3年就会消亡，中国企业正在等待下一个仙丹的来临。
《品质文化》：话题又回到了您最初提到的那一点：中国企业不能不加选择地对国外潮流进行追随或毫无原则的移植。
张晓东：对！我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给来自全国的企业高管们做演讲，我说中国的理论界有软骨病，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加选择地学习国外流行的东西，二是妄自菲薄，不从中国企业的实践里总结经验教训。一听到“先进”两个字膝盖就发软。
《品质文化》：除了这种种问题，您难道没在中国企业身上找到希望吗？
张晓东：现在有些中国企业已经明白过来了。我相信中国企业在面临生存危机时，所迸发出来的潜力特别强，而且中国人非常聪明。我曾经去过潍坊一家企业，企业发展得不错，老板舍得在质量方面投入，就连企业的司机都是质量工程师。人们问这个老板有什么诀窍，他说：我没啥诀窍，就是干了你们一直在说干却没干的事。
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希望。
张晓东小档案
北京科立特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1992年，张晓东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学习质量控制，先后师从赤尾洋二、久米均。1995年，张晓东回国，1996年创立北京科立特管理咨询公司。为中国质量界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钻石：今天他我们讲了一天课，这是我第三次听他的课了，第一次是听他介绍QFD，第二次是质量管理发展的历史，今天是第三次。我第一次听他的课应该是在07年，那是他似乎很愤青，今天再听，发现他变得平和了。他说以前有人说他是卓越绩效的杀手，他觉得委屈，他说这是为了中国质量负责，为了企业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过去给200分的企业，他现在给500分，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已经是好的了，别的老师给500分，他给200分这不公平。以前他说，要让中国人掌握正确的方法和科学的理念，现在他说，能教好自己的学生，能辅导好信任他们的企业就可以了。
我这时才忽然发现他已经过了愤青的年龄，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平和，淡然，却让我读到了沧桑，心里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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