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广州的冬天（六）

火车站非常乱。每天或者说每时每刻都有抢劫。站前路上车多人多，过不了一会，就会看见一个男人不顾性命的跑着、横穿过滚滚车流到路的另一边去，后面是一群穿着制服的保安和一个大叫的男人或者女人。几天后，我就对这种事麻木不仁。

我每天都会看见一个高高大大、壮实的男孩，他的身后永远跟着一个瘦小的男孩。壮男孩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却脏不拉唧的（我想他每晚都是在流花公园睡觉的）。他们俩每天都在车站转悠，每过一段时间，手里就会多出一个旅行包；再过一会出现时，又是两手空空。

汽车站台阶下边，有很多电话档。档主摆一张桌子、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开始做生意。我所在的这家职业介绍所其实有很多人，在外面拉客的基本是小伙子。有火车到站时，就是他们拉客的时侯。没有火车来，他们就和这些档主呆在一块聊天。

电话档主很黑：不管有没有人接听电话，或者不管打没打通，他都会信口开河的要钱。如果打电话的是广东人，他一般不会乱收钱；但是如果打电话的是外地人，拨的号码是又是外省的，他起码要价40。打电话的人明知被宰，想要抗争，抬头看看他身后的几个小伙子 --- 虽然他们不开口，只在那里静静的看着 -- 也只能交了钱愤愤的走开。

车站的保安并不保证安全，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抢匪。在车站混的人经常被他们要钱要物。这也是李长春在广东省委书记任内三次私访火车站后，一个被改动最大的地方--那以后，车站的保安被解散，警察定期轮换。

介绍所负责食堂供应的是一个广东小子。不做饭时，就拉着他认识的保安，狐假虎威地去找人要钱要物。特别是新到火车站讨生活的人，更成了他的暗抢对象。

我每天早出晚归。没过几天，就听人说，那个小子拉着保安到处找我，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我对告诉我的人笑了笑。

在这家介绍所工作的人中，有一个是我正儿八经的老乡。他知道我是他老乡后，跑来问我：“你是大学生，为什么来这种地方？”，

“我暂时没办法，你怎么在这里？有没有回去过“。

他阴阴的一笑，说“在这里混的人，哪个不是在家里惹了事出来的”。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认识了一个河北人，权且叫他小何吧。他给我讲了很多他的事情：他来自河北农村，本来在家种苹果和梨；但是在全河北都听从党的号召去种苹果和梨后，他的苹果和梨就卖不出去，烂在地里了。“以后回去，我寄几箱到你家去”，谈到有情处，他就这样说。

水果烂在地里，他没办法，只能出来打工。没想到，一到广州就被收容所拉了进去，“里面的人当你是死人一样打，舌头都打烂了”，他伸出舌头给我看。然后收容所要求拿4千元钱赎人。他连打电话回家的钱都没有，况且本来是家里没钱才出来的，又突然间去哪里弄钱来赎他？好在在广州的一个老乡听到这个消息，把他捞了出来。他欠着这个老乡的钱，“要是不出来，肯定会被打死在里头”--- 我写这个的时侯想起了“孙志刚”。那个时侯还没有孙志刚，但是不知道有多少“孙志刚”被打死在里头。

我很同情他。建议他在周围找找工作：“象你这样条件，去饭店做个门童，行李生什么的，很好啊”。

“我不敢进去”，得知我经常去周围的大饭店找他们的人事部找工作后，他很佩服我。

从那以后，他每天都跟着我去周围找工作。他说，就算帮人洗碗他都做。于是我带他走了很多的路，看到贴着招工广告的地方都去问一问，但是别人一看他这个样子就摇头。直到我离开广州他都没有找到工作。十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