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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程师20年工作经历和感悟

理想、激情、生存
一位技术管理人员的20年工作经历和感悟
我是一个有10年电子产品研发经验的工程师和10年IT知名公司研发中心管理经验的技术管理者。世上好的管理理念可能归纳起来就那么1~2百条,也都好理解,难的是怎么适当地运用在特定的环境中。下面的文章共18篇,是我20年工作中的片段,也是我在研发及管理中的实际体验和感悟。
  1. 技术启蒙
1977年的5月我进了宿迁无线电厂。今天已极少有人知道这家厂, 但当时这家厂还是有些名气的,因为当时设计新产品技术队伍中有在文革中遭解散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系主任,各科教师。其中有中国的第一代电化学专家叶厚禺,第一代无人驾驶康拜因(拖拉机)的无线电控制设计者赵骥,第一代雷达设计师赵柏林,第一代无线电专家洪瑞楫,第一代飞机机械师龚维蒸,还有靠"自学成才"的60年代即是华电工程师的张世昌。这些人才,多是因政治运动,先被排挤到学校再被下放到宿迁。当时工厂设计的晶体管图示仪和集成电路测试仪以及微波测试仪器产品畅销全国
龚维蒸老师原为系主任,当时已有50岁,头发花白,是南工(现南京东南大学)双专业的50年毕业的本科生,也是中国第一本《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教材的编写者。在工厂是结构设计室的主任,当时我们有6~7个高中毕业生跟他学模具设计和仪器结构设计。每天半天学习理论和做作业,半天工作。当时的工厂主产品JT-1、JT-3晶体管图示仪畅销,每台成本几千块,每台销售价7万5千块。市场竞争也不激烈。
龚维蒸老师主要给我们上4种课,《机械制图》,《材料力学》,《冷冲模设计》《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他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结合实例,总是鼓励人,从不批评人,也从没看过他发过脾气,真正的敦厚长者。当时我们基础实在是太差,他讲完一点,总是会问:听懂了么?因为我的好问和勤奋,使我很快在几个人中脱颖而出。2年多的上课使我打下了良好的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理论基础,我当时还花半个月的工资买了铁摩辛柯的《材料力学》硬啃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读了大学才知道,龚老师的课选的是多么准确和有效,使我们一点弯路没走。我的一个大学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学好《机械制图》,《材料力学》,给你半个工程师。对一个电子产品结构设计工程师来说,真是金玉良言。
我的另一个师傅是张世昌,因为工厂要自制一套4开制版机(用来做PCB的胶片)我被抽调到这个产品设计小组跟他学做结构设计,实际上主要是制图,将他的设计思想,用图纸表达出来。第一天他先让我削只铅笔,结果是他不满意,他削了只让我看,用中华2H铅笔,笔芯削成20mm长的圆锥过渡,铅芯要露出5-6mm长,再用细沙纸磨成圆锥型,笔尖直径0.2mm。他用丁字尺划了一条直线,一边划,铅笔一边转,铅笔与图板倾斜成60度。他说,这样笔尖不会一下被磨秃。然后,他让我写0~9的阿拉伯数字。我写完后,他说,你数字写的不错,我推荐你去财务科,看我脸涨的通红,他说"8"字要这样写,我看着他用l了4笔,每笔4个半圆写成了标准的仿宋体"8"。就这样我跟着他一丝不苟的开始了制图工作。他教会我选择三视图的技巧,运用局部剖视图和重复剖面图的表达方法,特别是强调要精确,简洁,完整的表达零件,不能少表达一个要素,也不能多划一个视图。"让水平低的人也能看懂你的图,好的工程图纸就是一幅艺术划"这些设计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极富创意,教会我巧用机械原理,实现制版机结构和传动的设计。一个个想法从图纸变为实体零件,也使我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工作。
事实上,张世昌老师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做的古筝,被淮阴地区剧团长期使用。他甚至教我们自己制做小提琴,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木料和特别的剖料方式。这个问题在我后来带的多个研发团队中,作为有奖问答,几乎无人答出。他给我也是给那个小城留下最深的影响是,当时有一出大热的话剧叫《于无声处》各地都在排演。话剧两个多小时,要反映的情节是24小时。张世昌老师用一座钟改变传动比,加上硬纸板做成大钟面和表针,用缝纫机做车床加工精密零件。钟做成后,挂在舞台上,成功的反映了剧情时间的变化。
张世昌老师家居图书馆,他太太是50年代的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生。当时是县城图书馆馆员,星期天我去借书时,常看他一家都在图书馆院中读书,他看的杂志,书籍面非常广,比如象《化石》,《乐器制作》。我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但限于文学类,进工厂后,因工作需要也常借技术书看。受他的影响,我开始读《地理知识》《航空知识》《科学画报》《化石》《考古》《摘译》等五花八门的杂志。
1977-1978是我学习技术的最幸福时光。那样的学习工作条件,可能今天的研究生和一流企业也不能具备,工厂环境在当时也称得上是花园工厂,有良师,有一个好工作,有技术可学,衣食无忧,没有什么竞争,还有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孩是同事,刚刚从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我,真的好象是来到了理想中的乌托邦。
我是1970年随父母从南京下放到宿迁的,1974年在宿迁中学高中毕业,1977年才进工厂,岁月蹉跎。一位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小学同学对我说,人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从进工厂起,我就有了个理想,奋斗10年,成为工程师。
2.三年寒窗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可惜没考上,主要原因是当时我的工作已不错了,没有全身心投入复习,现在看来是鼠目寸光。原本准备来年再考,可突然来了读大学的机会,那就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办并冬季招生,1979年2月开学。开始并没打算读,可是读电大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带薪上学。就这样,通过简单考试,我开始了读电大。此时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南无复校,老师们陆续回宁。工厂新产品设计需要人,所以读电大的3年我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大学的三个要素:名教授,图书馆,实验室。实际上电大仅具备了第一个。当时授课的大多是清华,北大老师。电大也成就一批名师,象教Basic语言的谭浩强,教英文的郑培蒂被媒体评为全国最多学生的老师,他们走到哪里,都被优先照顾,因为到处都有他们的学生。电大是全国统一教材,统一上课,通过电视同步传到各地。由于还没有线电视,用无线接收。电视差转台常出故障,刮风下雨,天线摇摆,转播效果更差,屏幕上往往是雪花飘飘。一节课耽误了,就无法弥补,全靠自学。电大采取的是宽进严出,考试是全国统一试卷,考试地点是相对集中。我们是在地区市的淮阴。完全没有普通大学老师学生面对面的种种便利。
我们那个班开始有50多人,一学期下来就不见了一半,一年后还剩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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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男怕入错行

  94年前后,音响行业一方面由于香港大量的CKD在南方地区组装,而香港的模具制造水平比内地高一个数量级,产品的外观漂亮;一方面由于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依靠“星期日工程师”也大量的生产音响。这些产品仅注重基本功能,摒弃了国企按国标追求的高性能指标。(这些指标对一般用户确也没有用)这两类公司的生产效率比较高,产品有价格优势。因此音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企产品的技术优势渐失。而国企固有的顽疾确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发作起来,日子开始难过。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由于恶性竞争,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而那两类公司多数不在行业统计数据之内,维持在微利状况。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多年,应该说心中是有数的。“男怕入错行”在一个走向没落的行业里,可能你再投入多少力气,回报也是微薄的。

  我开始学习计算机技术,我把我的一台486工作用机拆了一遍又一遍, DOS系统也装了无数次,DOS命令也用熟悉了,这时市工会职校的计算机中专班聘兼职老师,我就凭着一张DOS激活盘,一张DM盘,一张KV100杀毒盘和我从计算机报刊上得到的知识,开始教计算机维修课,实际上当时的计算机全是进口兼容机,品质相当好,故障也确实基本上是软件操作不当造成,我记得稍为难一点的是在计算机升级的时候要会编辑Config.sys和Autoexec.BAT两个文件和主板上的倍频跳线。事实上我的课还很快吸引了很多南工和南大的本科生来听,我当时每周4节课,每上两节课,要备8小时的课,我订了当时所有的计算机报刊,当学生问的问题当时答不出,我一定会弄清楚,下次课说明,其实带着问题的学习是效率最高的,我也经常在珠江路计算机一条街上看别人怎样装计算机。我的性格中有敢闯的一面,也有喜欢探求新知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自然习性。

  94年我有了一个到“西电”去进修计算机技术的机会。一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同创登的招聘广告,就以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应聘同创集团新品研发中心结构设计工程师,面试当场即被录取,并让我即去上班,面试我的是新品研发中心总监徐一宁,这是一位做人很正的领导,只是由于有时表达过于直白,而没有更好的位置,我对他仍然心存感激,是他让我赶上了这一波计算机热的大潮,开始了10年的IT之旅。

  92年有个同事要到深圳去闯天下,我们做的音响这一行,在深圳薪水高很多。因为他是做电路设计的,我是做结构的,所以希望我和他一起去,这样就可以搭档做产品。我对他说,你还没做好准备,技术上你还要积累,而且这个行业现在我也不看好。结果是他去了,我没去。一年后的年底,他神采飞扬的回来,请大家吃饭。说他月薪6千块。而我们那时月薪才1千块,结果是有一批人跟出去做音响。而我是准备转行了,再过2年后我也到了深圳,只是做了IT业。后来那些同事碰面,都说公司经营状况不好,薪水几年没加。而我的薪水确实是年年在加。

  这一次的人生转折,是一次正确的选择。我的大部分同事还在国企里面耗着,有时看到他们面带菜色,就知道他们的处境。成功的转折来自于对社会,行业,自身的了解和极积的准备,来自于忧患意识,这样才能抓住时机。
  1. 化蛹为蝶

  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对外界真是不太了解,开始工作的一个月给了我很多刺激。首先是薪资,面试时,我要了我在工厂时同样的月薪。面试者即是我的主管,笑了笑,一口答应。结果到第一个月发工资时,我得到了2倍的钱,其中一半是奖金。我悄悄问了一下同事,原来工作1~2年的大学生也跟我拿得差不多。我恍然大悟,怪不得面试时主管笑得暧昧。IT行业的薪资真是跟传统行业不好比。这也大大刺激了我的工作热情。

  第二件事是不象我们电子行业设计师每人配备几十万圆的电子仪器,这里只是每人一台PC,所谓硬件工程师做的只是做用户层面的测试,他们多是工作1~2年的大学生。而结构工程师倒是需要做真正的设计。只是在这里共事的同事,他们离真正的设计实在太远,虽然也能用AutoCAD画零件图形,但对结构设计的要素掌握。这样的状况在后来的日子我多次碰到,包括我后来与台湾结构工程师的多次交流,我更是对自己有信心:我在技术上走得够远。顺便说一句,台湾称结构工程师为机构工程师是比较准确的,“机构”者“机械结构”也。

  我认为中国的IT企业之所以没有成功的掌握深层次技术与其R&D的组成人员来源有关,他们差不多都是学计算机的新大学生。很多公司靠这批没有工厂制程的新人做板级研发时,遭遇了失败而在研发路上缩了回去。当时有大批的成熟电子工程师,他们没有及时的向计算机行业转移,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因为实际上除了软件工程师,其它象硬件,测试,结构,品质工程师,他们都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如果有一批人转了过来,再加上新大学生计算机知识的优势,至少中国的PC的板级研发有的跟台湾一拼。今天说这些,确实是过时,但在IT目前又一轮的技术变革面前会有借鉴之处。

  第三件事是称谓, “嗨,你过来一下”,这是部门一个同事开始对我的称谓,从被上下尊称为“马工”到被称为“嗨”,也使我清醒的认识到:在一个新环境,过去的光环已不存在,你的能力,你的绩效,别人一概不知,再加上每家公司对一些人和事的处理各不相同,一定要在心态上做好调整,脑子要归“0”,要用行动去证明自己,而不要对种种的新状况耿耿于怀。证明自己需要时间,不过这次时间来的很快。

  我很快开始了一款PC的结构设计,两个月的时间不仅完成了结构设计还用数控折弯机做了5台样机,面板也用手板做成。在新品评审会上受到了公司总裁的好评。他问这是那个设计的,当知道是我时,他考了我个问题:“散热有几种方式”?我说:“对流,传导,辐射”,他又问我具体的散热设计方案,除了较常见的方案,我还说了“液体散热”。这是我第1次与总裁对话。会后我成为研发中心结构设计部长,有10个成员。

人生的经历是财富。我工作的前几年是设计仪器结构,主要设计金属薄板零件,后来设计音响结构主要是设计塑料零件。现在设计PC机箱,面板用塑料零件,机架用金属薄板,正好将我的技术积累全部用上了。

  一个月后我们一群工程师在南方选PC机箱,我分析“保利得”一款机箱的软驱按键装配方式在运输中时可能会有问题,但有人说没有问题,台湾人设计的还会有问题?我们自己设计的才会有问题。结果上市后有30%产品软驱按键因运输原因被撞断,我在“保利得”与他们的工程师商讨解决方法,他们不承认是设计问题,认为是我们的包装设计问题,我请示了老板后,跟他们说,先解决问题,我重设计一个按键,模具费我们公司出,你们帮忙找一个可靠的模具厂,加班做出来。对方同意,结果我花4小时画完图纸,在2倍模具费的刺激下,7天后零件成功,1.5万台已出货机器换了此按键后,问题全部解决。

  这时我们再来讨论责任,先是与“保利得”的业务经理谈,我一一把可能的原因排除后,最后只能是设计问题的分析说给他听,在我说的过程中,我每说一点,他就说“是”,一直到我说完还说“是”,让我觉得他同意了我的观点,却不料轮到他说时,他说“我不是做技术的,要找我们的工程师跟你们谈”。实际上他是懂技术的,这位在美国生活了10年的左家骅经理让我懂得了职业立场和谈判技巧。后来“保利得”派来了据说已退休的总工程师和一个包装设计工程师,在事实面前,他们还是体现了固执。虽然他们比我们更会说表面上的“对不起”。

  半年后集团新品研发中心搬迁至深圳,总裁兼总监,我任常务副总监,我们原来的总监任集团总工程师。开始了我们一群人5年的激情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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