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与城市的价值差别

在一弯新月的黄昏，在幽静的小河边，小资们的显摆开始了；你听，他们吹起了忧伤的口琴，诉说着与农民为伍的不甘：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黄浦江畔
可爱的上海古城
阿拉的家乡哟

长虹般的大桥
横跨苏州河
美丽的黄浦江畔
雄伟的海关大厦
屹立在外滩
… …
歌唱得像真的一样娓娓动情，但他们谁都不说，他们中就没一个到过上海的；他们被“驱逐”的县城，距这儿不过20华里。

退一步，就算是上海的，那外滩是你的？那是洋鬼子、大买办的。你们爷爷爸爸每靠近一步都得掂量着巡捕阿三的胶皮棒。要不是农民军拼着命冲进城夺过来，你们有个屁。

上海还被夸大成“古城”；其实，那座城市的年龄给村北的“土地庙”当孙子都还嫌太小。后来他们也觉得脸红，回忆文章就都改成了狗屁不通的“故城”。对待这些高中毕业的孩子，我本不该这么刻薄，但一想起他们仗着自己的城市背景敢在饱经世故的60岁老农前玩“黄艺博”，心里就来气。

还有时候，仨俩知青躲在一起，诡异地看“本子”；看到有“土娃”走近，就故意不小心念出声来：

这时，他又让我躺在地上，将我全身衣服解了个干净，初时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可我的心里和我的肉体充满了渴望。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妹妹，不要怕”，就这样，我全身一丝不挂地躺在他怀里，任他随着欣赏着。

“土娃”被吸引上来时，他们立马把“本子”收起来，丢下一句“想看吗？明天给我们锄一垄地”的命令式扬长散去。待到夜黑风高，他们重又聚起，去偷农家的鸡窝或生产队的西瓜。虽说老百姓的油盐酱醋全靠着鸡屁股可怜，在封建传统浓厚的乡村，“偷鸡拔白菜”、特别是盗毁集体财产是要游街甚至吊打的；不怕不怕啦，咱的来头比较大；咱是放着城里好日子不过“下凡”遭罪的神仙，是毛主席派来“炼红心”的革命小将，你动一根毫毛都有算不到头的帐。

这样的“文明”到底可折算为多少有形价值？以高扬“文明”而赢得一片赞誉的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给我们提供了案例：因“大串联”扒火车轧断一条胳膊的“一把手”知青李幸福，用半导体收音机、塑料牙刷等文明装备、文明习惯和文化常识拐跑了护林员王木通的老婆。

在那次性竞争中，李幸福战胜了王木通。其数理表达为：
李幸福VS王木通；
李幸福＞王木通。

将不等式“李幸福＞王木通”因子化，得：
李幸福：林场职工＋政治-2（犯有扒火车致残错误）＋城市家庭＋知青＋高中＋装备（收音机、牙刷）＋1条胳膊
＞
王木通：林场职工＋政治6（组长3、入党申请3）＋初小＋肌肉发达＋儿子＋女儿＋装备（锋利板斧）＋2条胳膊

整理得：
城市知青＋初中文化＋收音机＋牙刷
＞
政治8＋肌肉发达＋锋利板斧＋儿子＋女儿＋1条胳膊

当年的政治、初中、收音机、牙刷、肌肉、板斧等因素现今已经失去了经济学意义；“知青”虽说现可获得补助（上海1300元/月），但也必须和“城市”挂钩才有效（“原上海知青且现户籍上海”可得）。但“胳膊”可是有明码标价的；据查，失去一条胳膊，属4级伤残（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限，间或需要帮助；职业种类受限）；目前的“一次性协议赔偿案”多指向50万元人民币。

于是，我们得到了以上不等式最简化、尽可能数字化、用目前物价指数度量的结果：
城市＞儿子＋女儿＋50万元

这个结果会让许多小资疙疙瘩瘩，但的确就是那么回事。想当年知青大回城，那些在农村结了婚的，哪一个不是抛夫舍妻，撇子撂家地拍屁股走人？电视剧《孽债》就刻画了这类装模作样的“良心发现”。

90年代的“洋盲流”还能摊上这等好运？看人家的“家属楼”比长城站起来还高、四个轱辘的屎壳螂直往你脚背上爬，还好意思提“大桥横跨苏州河，大厦屹立黄浦江”？英语又说得比山西话听起来还像普通话，找个孩子传授一下“茴字四种写法”的古老文明都没机会。除了无休止的劳作就是无休止的奔波。

但他们又不能像李德成们一样扭捏一个疗程后拜拜而去。

不是因为苦海已变窄
不是因为脖子不会旋转
而是刚打算摸一下后悔药
发现已离岸太远
哎呀，我的“嘎嘣”了的女同学呀
两边均不见地平线
只有把头皮当成煮鸡蛋
磕吧，破了才好吃里面
（注：80、90年代小资因住房、职业、学历、出国等现实利益毅然终止爱情叫“嘎嘣”，小资不管干啥缺德事，都有好听的名字。）

左派大作家黄纪苏回忆这段经历：“坐在美国餐店里一连十八个小时洗盘子时，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贫困、劳累、孤独、挣扎环绕着“洋盲流”们，他们此时可曾想到中国的盲流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