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周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对于塑造富人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王志纲:中国的地缘文化造成了不同的商人作风。从全国范围而言,大致是北方商人张扬,南方商人内敛。南方商人多指广东人。
广东文化是重富不重贵,只要富了就意味着贵。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不论你是杀猪出身,还是卖鱼出身,只要挖到第一桶金,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成了大老板,自然就会贵。如当选人大代表,商会领袖等。官场对你青睐,社会也会对你礼遇有加。广东民间的富豪不少,但多沉在水下,活得挺滋润,没有必要张扬。广东有些方言很传神,如“口水多过茶”,说明大家看不起张扬的人;他们更喜欢“扮猪食老虎”,表达了对那些不事张扬的人的褒扬。广东人的这种处世方式,既不担风险,又可从富到贵,何必出风头呢,着实是“有肉藏在碗底里”。而北方,如山东,则是典型的重贵不重富。前些年,当时民营企业还受歧视,山东就有不少民营企业家携带万贯家产,投靠政府。这些企业家虽然贡献了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却换来了对一乡一地的绝对控制权,支配和指挥权。以富换贵,这反映出当地文化里强烈的被尊重的需要。而浙江商人则普遍浮夸比较利害,从这一点来讲,广东商人的实力及财产观与浙江商人和北方的商人都有很大不同。
赢周刊:能分析一下财富榜上这些富人的心态吗?
王志纲: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各人有各人的人生选择。其实辞官者也曾漏夜赶科场,只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对于“福布斯”评选,广东人已归于平静,选择鸵鸟姿态,而东北、浙江商人则还在举起喇叭向世界呼喊。
今天上了榜的富豪身价兑水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排在前面的富豪们,其财富结构显现三个特征:财富证券化、资本虚拟化、财产泡沫化。首富多是这样吹出来的。
赢周刊:在你看来,进入中国首富榜的富人都是怎样的一群人?
志纲:首先,因为经济结构的不同,财富榜选择的多是上市公司,而所谓的富人也多是借助资本市场膨胀起来的商人,更加地泡沫化和虚拟化。其次,某些已列为首富的,由于舆论的夸大,资源的聚集,加速了膨胀的速度(实际上是加速了灭亡的速度);本不是首富的,自想包装以缩短成为首富的距离,而拼命挤上榜。如此一来,富豪排行榜上就多出许多被吹出来的“泡沫英雄”。他们是一群在刀尖上跳舞的人,掉下来是必然的,不掉下来则是偶然的。胡润制造了泡沫,再将泡沫返销给中国。而另一方面由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没有进入中国宪法,富人的原始积累不都是阳光下的生意,所以富人们多有“原罪”感,缺乏安全感。以致真正的富豪们对这样那样的富豪榜躲之惟恐不及,纷纷转换身份移居海外。民间戏称首富榜为“杀猪”榜。于是有些经济学家呼吁赦免原罪,而决策者谁也不愿轻易接招,财富又是处于混沌状态。
赢周刊:以你与富豪们的交往,你认为广东会不会有中国首富?
王志纲:广东不是没有,而是不愿出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熟程度大有不同,有的地方刚刚开花,有的地方已经结果,还有的地方果子已掉到了地上。福布斯富人榜上展现的都是正在开花的富人,却看不到果实跌落在地的广东,很多富人已成为美国、加拿大、澳洲和中国香港居民。我认识的一个老板,买下塞班岛三分之一面积,看起来却貌不惊人。还有一个明天要与我打球的老板,其生意的市场份额占到这个行业全世界相当大的比例,但业外人士谁知道他。在广东,这样的老板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东有没有全国首富,能不能出中国首富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赢周刊》的提问打开了中国市场转型的魔瓶。这是这个命题的价值所在。
敏于行,纳于言是广东企业家的优点,但拙于思却是广东企业家的弱点。
赢周刊:为什么许多富豪都诞生于房地产业,甚至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华人富豪不少都出自房地产业?
王志纲:经济发展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所代表的优势行业不同。在目前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也是暴利行业,所以成为暴富行业。但企业家也要与时俱进,像李嘉诚,以房地产发家,但很快就进军物流、基础设施,以至高科技。
赢周刊:广东商人或者说粤商的致命弱点是什么?
王志纲:敏于行,纳于言是广东企业家的优点,但拙于思却是广东企业家的弱点。广东企业家对宏观和战略方面的东西考虑得很少。广东占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以香港为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今天,广东不再独享优惠政策,广东企业家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过去,广东人胜之于讲变通,上海人失之于讲规则。但时过境迁,在今天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下,上海人的讲规则就成了优势,而广东人的讲变通则成为劣势。
所以,广东人不仅要敏于行,而且要勤于思;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2003-12-20 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