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福特基金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文章1：索罗斯资助高尚全文章2：美国福特基金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文章3：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文章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文章5：国安部：关于美国政治势力对我国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文章6：中情局加紧渗透中国高校、学术机构、政府机关文章7：恩道尔：1989年天安门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章1：索罗斯资助高尚全http://news.163.com/special/reviews/soros.html
索罗斯当时计划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资助青年学者出国考察，探索经济改革路径1986年10月，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正式成立，首个重要项目就是资助一批经济学家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进行研究。曾担任吴敬琏助手的柳红在《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详细描述了这次“历史性的匈南考察”。1986年5月中旬，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带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考察团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考察团的主力军是青年。中匈两国经济学家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等问题充分交流。考察团回国后写了10份报告，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听取了汇报。
如今翻阅这批赴海外“取经”的经济学家名单不难发现，那些个普通的名字若干年后几乎成了中国经济领域的“豪华阵容。”马凯成为了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高尚全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8年，基金会每年接到的申请案增加到2000件以上，当年获准补助的个案有209件。其中包括赞助国内专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补助重点放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科。前《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也获得赞助，就兴建三峡大坝造成的生态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调查。事后，戴晴撰写了著名的《长江长江》一书。
两年多共计赞助300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据不完全统计，基金会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以及其他文化事业。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开放社会基金会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致力于客观和真实地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并赞助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文章2：福特基金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丝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英国）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中披露，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以及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 但由于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个例子。但是，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如果福特基金会有这样的背景，显然“颜色革命”的主体确实成立。　　
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 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 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http://news.sina.com.cn/o/2010 ... l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茅于轼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
茅于轼攻击18亿耕地红线，声称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吃粮食可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白痴言论，而是在孤注一掷地为国外敌对势力服务。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其他人物举例：
王岐山：我曾经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http://wenku.baidu.com/view/44 ... .html
王岐山：“盖特纳财长 1981 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学习，也包括他的令尊大人。我跟盖特纳的关系，在网上他们说我们俩应该是一种我是他叔叔的关系。 因为他的父亲老彼得是原来福特 基金会驻华首代。在八十年代那个阶段，我曾经跟他父亲去申请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做研究 项目，所以工作上有联系。按照中国人讲，这工作上发生联系了，孩子就得叫对方叔叔，或 者叫伯伯。”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1994） 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1993-1998） 天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 ）

周其仁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在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六月一日到访北大CCER时，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装、蓝色领带，整齐笔挺，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只听大源教授说，盖特纳的父亲彼得•盖特纳曾经参与了CCER的资助筹建，我也曾听周老师提过，他当年赴美访学也曾受到彼得•盖特纳所在的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易纲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熟知彼得·盖特纳的中国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盖特纳，这是因为他是现任美国财长　蒂莫西·盖特纳的父亲。他曾在福特基金会工作28年，并成为基金会的首位驻华代表。因此，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要融入世界，人才极为匮乏，急需大批谙熟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会及时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这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各类人才。这些人回国后成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盖特纳告诉我们，包括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经济学家易纲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项目资助。
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 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 http://wenku.baidu.com/view/c5 ... .html
【作 者】肖梦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是由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课题组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在过去的几年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于会议准备和组织的充分，邀请的国际国内经济学家和专家都是相当具权威性的，因而，京伦会议受到肯定，被认为是一次颇有成效的、将微观经济学在我国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的会议。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先后获中国青年经济学研究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奖，全美应用经济学研究杰出奖，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第一名等。”

福特基金会资助过厉以宁：“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
长期受福特基金会资助： 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会开始帮助中心发展的时候，在北京的项目官员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说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见过面，想回北京，促进中国经济教学的发展。后来1993年林毅夫回来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员，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这么一个中心，校长也已经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进行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与教学。另一方面，跟国外最好的高校经济学中心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梦想很好，马上同意资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开始的时候发展计划并不宏伟。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就已经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经济学中心，教的学生多起来了。新来的学者专家云集，著作累累。
福特基金会长期资助樊纲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国民经济研究所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樊纲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


文章3：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
社科院李杨批张宏良--谁给了他们裸体做“俯卧伸”的勇气？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 ... shtml
俞飞龙 2008-7-8
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7月6日社科院“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长达5万余字的全文记录，仔细阅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够想象中国精英为了利益可能无耻，但我没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会无耻到这种程度！当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在不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本国战略领域投资的时候，中国精英们竟依然在不断地把中华民族的战略产业贱价出售——“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荒唐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战败后与列强签订的、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耻辱的所有卖国条款——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当初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甚至在国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之后，竟还敢于公然在人民网上全程直播他们几乎赤裸裸的卖国主张。在这个几乎汇聚了当前金融界大腕的学术会上，一干人把“引进经验”与“分享利益、分享权力”混为一谈，把“规避金融风险”的道路定向为必须“邀请外国资本参与”，把“账面溢价”（回避了金融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本质）变成“开放有功”的依据……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胆量？谁让他们如此飞扬跋扈、敢于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敌？谁让他们能玩弄中国未来于股掌之间？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记住这群公然在“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做“俯卧伸”的“学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后续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因捍卫金融改革引进外资有功，被升为社科院副院长。)

李扬副院长会见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
http://sspress.cass.cn/news/19403.htm作者：夏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1-3-29 14:04: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75 期社科院专刊头版文章之一。
　　本报讯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扬在我院贵宾厅会见到访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约翰·柯本一行。约翰·柯本此行旨在深入扩展科研领域、双方学者互访等事宜，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
　　李扬首先对约翰·柯本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对福特基金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并对双方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表示赞同。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的学术合作获得了很大成效，相信此次访问对双方今后的合作与发展将起到更加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扬说，今年“两会”期间，我国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问题成为讨论焦点。这些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国外现行相关制度如何运行，有助于推进我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学者应加强在国际货币体系、汇率、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指标等问题上的交流与研究，有助于双方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在很多领域，中美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展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我们将全面推进研究方式与组织方式改革，深化与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的合作，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甚至任职。将来双方的合作领域更广泛、合作方式更多样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愿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给予全面支持。
　　约翰·柯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与帮助表示感谢。此外，约翰·柯本还介绍了福特基金会近年来的科研调整、人事变动以及基金会资助项目调整结果等相关情况。希望在现有合作基础之上，在更广泛的领域内继续深入开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张友云、局长助理周云帆等陪同会见。福特基金会方面随行的有副会长兼财务总监尼古拉斯·加布里埃尔、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代表助理牛彩霞。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夏萌）

社科院副院长陈佳贵会见福特基金会副会长 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40535019.html 本报讯3月22日，陈佳贵副院长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福特基金会副会长贝瑞·哥博曼先生。 陈佳贵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我院与福特基金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许多研究课题都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我院是一个社科研究单位。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国家要求我院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希望双方今后能继续保持并拓展合作关系和合作领域。 贝瑞·哥博曼对中国社科院多年来对福特基金会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福特基金会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的合作。双方还就我国“三农”问题、经济发展以及区域发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国际合作局局长黄平和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等参加了会见。（国美）
陈佳贵主导中国社科院增选学部委员，马列专家难入选，李泽厚可能成“院士”史元有着“亚洲第一智库”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0年下半年来一直在“悄悄”地搞着一个“大动作”——增选学部委员。作为中共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意识形态的重地，这次增选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很值得玩味。第一，最后的时限和耐人寻味的低调——增选背后的矛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的同时，亦规定学部委员的增选每2至4年进行一次。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增选期的底限是2010年，也就是说2010年应完成增选，但据社科院网站信息，2010年10月以后，社科院才开始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至今仅公布了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增选的学部委员正式名单仍要等待时日。看来，比如增选程序上民主与行政的矛盾，学部委员标准的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待遇上名誉与利益的矛盾，背后埋伏着各种矛盾是增选逾期的主要原因。第二，马克思主义阵地并不那么坚强——民主选举让马列专家难入选。2006年首批学术委员不仅有冷溶、江蓝生、陈佳贵等院领导，有程恩富等多位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杨天石等争议人物，此外，包括诸多研究所的所长也都位列其中，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所言，那是一次行政主导的评选，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据说，此次学部委员增选采取了多轮投票的“民主”推选方式，而目前社科院网站所公布的14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就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此14名正式候选人中有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有法学所所长李林，人口所所长蔡昉，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身兼多家公司独立董事的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科研局局长李汉林，历史所著名家古文专家宋震豪等等。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此前获选呼声很高的一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如著名国史专家当代中国所所长朱佳木，成功预测美国金融危机、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何秉孟，批判“普世价值”的箭头人物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惠勤等则无一入选。这些“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资深专家学者不能入选，足以说明，尽管陈奎元一再强调社科院坚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定位，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经得起社科院“民主选举”的考验，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并不是那么坚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李泽厚可能成为“院士”——学术压倒政治？此次社科院院士增选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据说思想大师李泽厚极有可能被增选为荣誉学部委员，从而成为社会科学界的“院士”。李泽厚是“告别革命”的提倡者，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其学术知名度有目共睹，但其政治观点也众所周知。在首批学部委员名单公布时，李泽厚未能入选，曾被媒体广为关注，当时有一种解释，说是院长陈奎元因政治原因否决了李泽厚。时隔4年，李大师欲被卷土重来，学术难道终于压倒了政治？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重镇，学部委员增选中的几个变点，表面看不起眼，实则似乎有着很重的玄机。 附假如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旁观者在土匪山寨里搞选举，选出来的肯定是土匪。在美国开国精英奴隶主群体中搞选举，自然选出来的是奴隶主华盛顿。在南方报系、炎黄春秋系内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汉奸。在自由主义者扎堆的社科院搞选举，选出来的自然是自由主义大师李泽厚了。真要搞民主选举，不如搞全国性的，问问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是拥护毛泽东思想还是拥护告别革命的李泽厚。问问全国人民，是否同意李泽厚当“院士”。社科院此次增补学部委员，右翼把持增选程序，把马克思主义学者全部搞掉了。正式候选人名单见下。http://www.cass.net.cn/file/20110119288428.html
中国社科院启动学部委员增选工作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更新时间：2011-1-13 本报讯 日前，中国社科院召开学部委员增选工作会议。会议按照院务会议的部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规定和院工作计划安排，决定于2010年11月起，正式启动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高全立介绍，2006年8月学部成立，这是中国社科院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社科院改革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学部自成立以来，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本着学术指导、学术咨询和科研协调的职能定位，积极努力、扎实、有效地推进了各项工作，学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形象、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开展学部委员增选工作，是加强学部建设、全面推进学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科研强院、人才强院、管理强院”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提升中国社科院科研实力、提高中国社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科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集中体现。院学部主席团代主席陈佳贵主持会议，院副秘书长、学部主席团秘书长郝时远就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若干问题和实施细则进行了说明。会议当天，学部主席团还举行了全体学部委员大会，就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据悉，此次增选学部委员是中国社科院组建学部以来的首次，也是开创和规范学部工作的重要任务。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大山中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陈佳贵传奇 来源：广安日报　　时间：2006.6.6 　　 广安日报记者 陈卫平　　 编者按 　　 《广安人在北京》采访组历时半个月，先后采访了大批在京广安籍乡友。本报从今天起，将于每周二、五在一版陆续推出其中优秀代表的系列报道，介绍他们勤奋学习、奋力拼搏取得的突出成就，弘扬他们乐于吃苦、敢于争先的创业精神，以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敬请读者关注本栏目报道。并请向市委宣传部及本报提供其他在京广安籍乡友的相关线索，以便扩大联系面，适时安排新一轮采访宣传。 　　 火红5月,激情无限。 　　 在北京长安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我们有幸见到了该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经济学家陈佳贵。他那大山般的赤子情怀，儒雅型的学者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从他讲述自己的一个个精彩故事中，来慢慢解读这位华蓥山之子的传奇人生。 　　 苦难中成长 　　 “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财富”。这是陈佳贵对自己及所带博士研究生们常用的名言，也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历史写照。 　　 1944年10月，陈佳贵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伏龙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割草、放牛、放羊与上学伴他度过少年时代，日子虽苦，学业却未荒疏。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华蓥初级中学。陈佳贵高兴不已，而他的父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学校离家30多公里路，他们担心小佳贵身体吃不消不说，而每月必须交纳的3元钱伙食费更把一家难住了。求亲告友，东凑西借还不够，父亲一咬牙，将准备盖新房子的木料扛到市场上去卖了，总算勉强凑够了这笔费用。这样的窘况留给小佳贵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上初中后，为了替家里减轻负担，他常常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去山里挑煤挣钱。他人小个头矮，一次最多只能挑三、四十公斤。每从煤矿挑一担煤到学校所在的华蓥街上，他能挣到的也就2角多钱。暑假期间，为了筹集下学期的费用，他又到渠江边的罗渡煤站挑煤转运到船上外运。每次挑50公斤的，来回走2公里路，上坡下坡，磕磕碰碰，一次只能挣到3分钱，一天苦力下来能挣5角钱就算很不错了。挑完回家，他的肩膀红肿得像生了毒疮一样，火烧火燎般地疼痛，脚也常常被草鞋磨起了大血泡，身子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但他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到县城上高中后，由于两个姐夫相继参加工作，有时给些资助，但他仍为交不起每个月的伙食费而发愁，想尽多种办法才维持下去。 　　 生活的困难与艰辛，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而且激发了他努力学习的斗志。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初中毕业时被学校授予优秀学生称号，考入县上重点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山乡第一代大学生。金凤凰，由此从大山飞向了远方。 1964年，陈佳贵迈出家门，走向北京城，开始人生新的驿站。第一次远行，路费，是家里东挪西借的；被子、被面是大姐家的旧床单做的。 　　 不料，上大学时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疯狂的年代，学校领导和不少老师都受到冲击和摧残，连他这个青年学生也未能幸免。运动刚开始不久，有个造反派就把他在党史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整成了黑材料，列举了他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十几大“罪状”，在一次揪斗“走资派”、“黑帮”的大会上抛了出来。他被打成“反动学生”、“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十六条”出来后，又被视为“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人物，入了“另册”。远隔千里的父亲，也因解放前为地主当过长工、看过院子而被诬为“管家”批斗，这对他来讲，更是“雪上加霜”。就在他身边，有的同学不堪运动重压，精神失常；有的老师不甘心受侮辱、受摧残，自杀身亡。 　　 面对这一切，血脉中流淌着川北汉子特有的倔强与不屈本性的陈佳贵，不灰心、不气馁、不低头，而是千方百计找书看，求学问，长知识，强根基。在那动乱的年代，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阅读了《国富论》、《企业论》等经济学名著，为他后来做人、做学问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甘肃一个3000多人的纺织厂工作，在大西北严寒与风沙中磨炼近10年。从普通工人到科长，样样干得出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他得到全面的锻炼提高。 　　 苦读中成才 　　 苦读，是陈佳贵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孜孜以求。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消息使陈佳贵精神为之一振。抱着对知识的渴求，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他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多年之后重做学生，8人同住一间宿舍，他却毫不减当年的学习热情。特别是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他更是倍加珍惜分秒、孜孜不倦勤奋读书。他常常骑自行车前往北京大学等旁听讲座，翻阅书籍，汲取中西经济学理论营养。硕士毕业论文《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得专家高度评价。由此，他被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担任蒋一苇所长的助手。刚开始，由于院里条件限制，他长期没有分到房子，只好去租外面的简易房子住，且经常搬家，北京的东、南、西、北城几乎被他住遍了，而唯一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的痴心，对学问的执着追求。 　　 1984年，陈佳贵再度师从蒋一苇先生，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修。在一年时间内，除了开展必要的学术交流外，他还选修了市场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企业等一系列课程。1991年，陈佳贵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经济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美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情况，深入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 　　 陈佳贵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20年来，正值中国经济大变革年代。他在自身经历中感受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涛声回荡。如果说时代造就了他，那么他也无愧于时代赐予的机遇，他以一篇篇 饱含智慧的心血之作奉献社会和人民。至今，他已出版专著13余部，发表论文200多篇，总字数达到400余万字的科研成果自成体系，显示出匠心独运的大家风范。科学揭示了企业改革、企业管理和企业发展的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理论宝库，奠定了他著名经济学家的应有地位。 　　 苦研中成功 　　 理论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实践。 　　 陈佳贵自成体系的经济理论不仅源于实践，而又根植于实践，直接与中国经济之命脉相融通、相作用，产生巨大效能。 　　 1989年，陈佳贵带领一个研究小组，风尘仆仆地来到杭州，参与了杭州万向节企业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工程。他与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地研究、制定方案，为这一乡镇企业成功走向大规模现代化集团公司尽了一份力。该公司上至董事长鲁冠球下至车间工人们无不感到，这样的经济名家才是企业的贴心人。 　　 1982年，陈佳贵参与了首都钢铁公司利润递增包干方案这一重大企业改革的调查研究，参加了递增包干方案的设计和给中央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方案，首钢便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特大型企业，推动了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 　　 1982年至1983年，陈佳贵又参与重庆市调查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研究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等问题，参与撰写“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后来该方案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重庆市便成为我国第一个实行计划单列的城市和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1981年以来，陈佳贵走上领导岗位，先后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1998年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并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他涉及的领域更宽，接触的社会面更广，研究的科研成果也更丰硕。他的专著《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得中宣部颁发的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前不久，陈佳贵领衔研究的另一理论成果“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提出了“中国是农民大国，不是农业大国；是工业大国，不是工业强国”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和决策层的极大关注，为更好地掌握国情、制定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陈佳贵有时还直接参加温家宝总理等主持召开的经济理论座谈会、研究会，为国家经济建设建言献策，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 　　 从华蓥山中走出来的经济学家陈佳贵，就是这样拼搏着、奉献着，一步一步留下了自己闪光的脚印。
陈佳贵-人物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 男，汉族，1944 年10 月生，四川岳池县人， 1969 年参加工作， 1973 年 陈佳贵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1964年至1969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 1969 年至 1970 年在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劳动锻炼。 1970 年至 1971 年在甘肃省农宣队平凉分队工作，任组长。 1971 年至 1978 年在甘肃棉纺织厂工作，任计划员、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科长。 1978 年至 198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1 年至 1985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 1985 年至 1988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于 1986 年至 1987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8 年至 1990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兼研究室主任； 1990 年至 1991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 1991 年至 1992 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进修。 1992 年至 1995 年在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机关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副所长。 1995 年至 1996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1996 年至 1998 年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98 年11月至2009年7月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陈佳贵-人物成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 陈佳贵会长、中国经社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工业经济联合总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长期研修。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并任工经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理事长。 　　曾在企业从事8年计划管理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进入研究所后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企业经济、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研究。已经出版著作（包括独著、合著）13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现代大中型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获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论文奖，《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获《经济日报》举办的优秀经济读物奖，参与写作的论文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0余篇论文获优秀作品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87年开始就从福特基金会拿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政府”）的同意，代表中国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单位，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福特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本协议于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绳　　　　　　　　　　　　　　　　　　　　　 福特基金会主席　亚历山大·赫德

文章4：索罗斯们如何推动中国颜色革命

美国"索罗斯基金会"在中国的亮相(来函照登)周文琪
《中流》编辑部：贵刊1997年第6期转载《当代世界》1996年第8期《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简介》一文。其中提到这个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政治间谍组织，从80年代初就打入原苏联和东欧等23个国家，专门从事颠覆这些国家的活动，而"惟独打人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事实并非如此。采取公开或秘密方式收买和扶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动派，支持动乱，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的既定国策。1997年3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开或秘密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国会定期拨出数千万美元的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该报披露：15年前为公开进行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秘密进行的活动而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闻媒介等组织。这个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政治"制度建立"(应读作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计划花了160万美元。此外还为"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和旨在改善美国在亚洲形象的交流计划花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和上述美国在华的活动配合得非常默契。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这个屹立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反共势力搞"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进入80年代，他们加紧了这一战略攻势。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加强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的机会，极力拉拢"现在的一代"，收买、培植"亲西方的势力"，并"鼓励和支持"这些人执掌权力或上升到更高地位，妄图对我国的决策发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据我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显示，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把我国务院体改委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研究学会(四所一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
1986年初，索罗斯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6月，在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北京动乱后，参加了1989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在布达佩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原赵紫阳的秘书)汇报了此事。10月，陈又和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了协议，成立"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责成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汇报过，赵也同意。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的李某向美方要钱。1987年1月初，索罗斯向基金会汇来25万美元。据有关部门调查，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笔特别经费，经向中央报告后，1988年1月赵紫阳批示结束体改所和索罗斯的关系。不久，决定将基金会挂靠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到1989年5月，索罗斯一共汇来250万美元，指明它的用途有4个方面：一部分用来派赴美国的人员和接待美国来华人员；用50万美元进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科学书刊；25万美元建立一个政治性沙龙；明确拨10万美元给体改所专用，可以不经审批。其他用于文化事业。这个基金会的问题，一是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之嫌；二是美方顾问委员会有4人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三是鲍彤和陈一咨与基金会并没有脱钩，索罗斯来华两次，其私人代表来过三次，都和他们有过接触；四是1988年8月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来京，正值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他要求到北戴河(未予安排)。后来他说已与陈一咨通话，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情况，中央领导中意见分歧，经济形势不如去年，知识分子不满情绪很大。他本来要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即提前回国。
在1989年"6·4"反革命暴乱中，在幕后进行策划和公开进行煽动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拿这个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原基金会的中方主席陈一咨表现尤为突出。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就是陈支持搞的。4月24日陈对人说这次主攻的目标是解散中顾委。5月19日，在陈的主持下，以体改所等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攻击共产党和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等等。5月20日，体改所等单位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严令，提出了罢免李鹏。5月21日，陈一咨派人将2．5万元人民币送交非法组织"高自联"、"外高联"使用。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的智囊人物实际是美国培植起来的。
就在5月23日，索罗斯给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来信说，不得不终止协议，理由是：一、鉴于中国局势；二、赵紫阳先生已离开领导位置。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在过去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终止协议而表示遗憾。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心，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面目。
原载《中流》1997年第8期
美国伪智库调查：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2007年12月26日
来源：《环球》杂志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美国伪智库调查
　　——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幕后黑手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文川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作者：王晋燕 2008-3-3
“颜色革命”策动者阴谋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王晋燕
　他们往往身居幕后不为人知，但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生态。他们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那些刚刚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在塞尔维亚培训反政府学生组织，为乌克兰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在缅甸危机中为僧侣提供指导……他们有的是资深学者，有的曾为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官员，有的身居政府要职，有的则曾是风靡全球的“金融大鳄”……
　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以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负责人的名义在世界各地活动。如今，他们已经把发动“颜色革命”变成一个成熟运作的“产业链条”，自己就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节点上，策划活动，组织进攻——尽人皆知的是，在美国政府输出民主战略的背景下，他们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这群人也早已把中国列入其目标范围，一直在暗中观察，寻找时机……
“精神教父”20年的阴谋
　在2007年11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颇为耐人寻味：《你所不知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他有关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对全球民主与独立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却鲜为人知。吉恩·夏普也许就是你从没听说过的最重要的人物。”
　哪里有“颜色革命”，哪里就有夏普
　如今已年近80岁的吉恩·夏普，长期隐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东波士顿的一幢公寓里。这个瘦弱的老头，看上去甚至有点腼腆。对外界来说，他的生活始终是个谜——他不仅从没有过妻子、儿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头竟是颠覆过多个国家政权的“总导演”，是一些国家反政府组织的精神领袖。
　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前登上一辆坦克发表讲话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体视为苏联瓦解的经典画面。但是，在这个有点闷热的夏日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在叶利钦发表演讲的不远处，散落着一些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更没有多少人注意小册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
　那时，夏普还没有成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所有世界瞩目的‘颜色革命’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前苏联、东欧、拉美和中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友》双月刊在介绍吉恩·夏普的文章中，甚至将中国也列进了夏普的“攻击目标”名单。这篇文章透露，“每天，吉恩·夏普都会在他的寓所里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反政府组织的成员。他们希望获得夏普关于非暴力政权更迭方面的指导，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2002年，70多岁高龄的夏普受到“邀请”，来到荷兰的政治中心海牙。当时，他所在的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不要去了，但他说：“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来自很多国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亲自培训。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门生们的策划、活动下，塞尔维亚爆发“天鹅绒革命”，反对派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
　夏普在塞尔维亚的“成功试验”，很快引发了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