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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桑顿,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曾担任高盛集团公司总裁,从2003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及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教授,以及全球领导力课程项目主任。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开幕2011年01月19日00:00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华盛顿1月18日电 (记者王恬、张旸)第二届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两百多名中美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出席了会议。论坛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主办。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约翰·桑顿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与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发表了主旨演讲。郑必坚指出,迈进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一个新的重要取向,就是努力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他认为,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的空间广阔,可以成为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结合部。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的十点看法——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演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16 日 | 文章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2005年8月11日电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不久前应邀访美期间,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两大主题发表了讲演布鲁金斯学会怎样研究中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一。这个学会目前的研究团队中包括75名资深研究员和十几名研究员,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人称布鲁金斯学会是个跨党派的“旋转门”,共和党当政的时候,它是民主党的“影子内阁”,到了民主党当政的时候,很多共和党官员又来到了布鲁金斯学会,“旋转门”的作用一方面保证了它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它的影响力。日前,《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兼资深研究员李成,请他谈谈学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点:首先,与中国“经济50人”俱乐部于今年9月举行对话;第二,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北京、堪培拉和华盛顿举行对话;第三,与某财经杂志的年终会议;第四,继续参与美中经济和战略对话,计划于12月对战略对话的意义、影响力及改进进行全面检讨;第五,就上海建立国际金融和船运“双中心”问题同上海市委经济研究中心合作。……我们还同郑必坚的《战略与管理》杂志进行清洁煤方面的研究。我们今年会派一个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政府官员讨论美中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资料12:刘鹤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布鲁金斯学会刘鹤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名单2007年02月12日11:01 大洋网-广州日报 (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 蔡昉(教授 研究员 博导)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曹远征(研究员)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陈东琪(教授、博导)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锡文(研究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樊纲(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范恒山(教授、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 郭树清(研究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海闻(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贺力平(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 胡鞍钢(教授、研究员、博导)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江小涓(研究员)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李剑阁(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晓西(研究员、博导)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李扬(教授、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梁优彩(高级工程师)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首席经济师 林毅夫(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鹤(研究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刘世锦(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伟(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龙永图(高级经济师)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楼继伟(研究员)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 马建堂(研究员) 青海省副省长 茅于轼(研究员)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盛洪(教授)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石小敏(高级经济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宋国青(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宋晓梧(研究员) 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副主任 汤敏(博士)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 汪同三(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建(研究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魏杰(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温铁军(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吴敬琏(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晓灵(研究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夏斌(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肖捷(博导)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 谢多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 谢平(研究员)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许善达(高级经济师)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杨伟民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易纲(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余永定(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张曙光(教授、研究员、博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维迎(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祥(教授、博导)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郑新立(研究员)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周其仁(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培训部负责人 周小川(教授、研究员、博导)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注:董辅礽(研究员) 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已经去世)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布鲁金斯协会中国经济50人论坛、布鲁金斯协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于2010年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参加者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鹤、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吴晓灵、中投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等刘鹤 1978到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学士学位; 1983年到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获管理硕士学位; 1978年到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任教; 1987年到1988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研究工作; 1992到1993年,在美国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 1994年到199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MPA学位,兼梅森项目研究员。 1988年到1998年,在国家计委工作,先后担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副司长; 1998年后,调入国家信息中心工作; 2001年至2003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主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 2003年3月起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参与每年国家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起草和宏观经济政策工作,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 2011年3月[1]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2]简评《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任凭众所周知,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建设五有社会,消除两极分化,是党中央近期的重要主张。而刘鹤,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却通过批判民粹主义,试图阻击破坏五有社会的建设。“十二五”规划继续让新自由主义分子主导和实施,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必然被架空。刘鹤文章中说:“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不断动荡,不停地印钞票,引起超级通货膨胀(super inflation),导致资本外逃,经济长期大起大落,教训非常深刻。”刘鹤所言真是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其实拉美问题的症结恰恰是刘鹤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外资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拉美的国企被私有化,国家财富生产资料甚至银行都被跨国垄断资本控制,政府哪来的财力搞社会福利?由于社会两极分化,很多拉美政客想搞政治投机,给民众许诺要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但是这些政客又不敢像委内瑞拉查韦斯那样把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因此没办法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刘鹤之所以反对所谓民粹主义、之所以曲解拉美教训,认为拉美之问题是民粹主义,连基本逻辑都没有,其目的是进一步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进一步维护新生资产阶级暴富阶层的利益。刘鹤之类歹毒意图就是:通过攻击所谓民粹主义来阻击阻扰党中央建设五有社会福利社会、扭转两极分化趋势的努力。因为要搞社会福利,必须消灭新生暴富阶层即新生大资本家,最起码也得加大对他们的税收,否则福利社会无从建起。刘鹤为了替暴富阶层服务,可谓绞尽脑汁,赤裸上阵,连基本逻辑都不顾了,连党章、宪法都要抛弃。看看刘鹤的介绍:刘鹤,58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参与过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对国家制定长期规划的工作可谓知之甚深。刘鹤本人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发起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组织,这个论坛网络了中国全部新自由主义学者,如吴敬琏、樊纲、周其仁、张维迎、楼继伟、易纲等人就是其中的骨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私有化、两极分化严重,外资控制了大部分产业,中国社会中国经济逐渐面临崩溃,“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对此“功”不可没。刘鹤之类新自由主义学者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究竟到何时?刘鹤: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资料13:中情局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杨斌随着深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流行同美国奉行的国际战略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冷战时期迫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周边国家实行特殊政策,允许韩国、台湾等战略盟友推行国有化,通过政府干预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发展,但是,美国为维护垄断财团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限制其它他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府干预政策,不少拉美国家一搞国有化就被中情局策划政变推翻。为了遏制社会改良思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传播新自由主义作为对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重点,如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堡垒的芝加哥大学,1957年—1970年在美国政府资助下为智利培训了数百名经济学家,智利前外交部长瓦尔蒂斯称此为“有组织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别国的惊人例子”。[18]根据福特执政时期美国参议院调查披露的事实,为了阻止智利社会民主党的阿连德执政,美国政府、中情局和大公司卷入了策划军事政变活动。早在根本没有石油危机滞胀和“凯恩斯失灵”的1971年,中情局就资助芝加哥培养的经济学家协助密谋政变的智利军方,拟定军事政变成功后按新自由主义改造经济的详细计划,有意将智利扶植成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1975年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披露,“中情局合作者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定,该计划成为智利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这份长达500页计划的作者有80%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培训,75%以上的资助资金来自中央情报局”。[19]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开路,通过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暗杀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的学术理论,实质上是美国谋求全球利益的国际战略工具。[20]西方经济学的其它学派或多或少承认市场失灵,唯有新自由主义顽固拒绝承认任何市场失灵或缺陷,反对实施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和经济干预政策,可以为华尔街游说取消金融管制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诱发拉美、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酝酿美国金融衍生品和次贷泡沫膨胀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8] [加] 诺米?克莱因:《休克原则: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市图书出版社,2007年,第62页。[19]美国参议院:《1963-1973年在智利的秘密行动》,美国政府出版社,1975年12月,第30页。[20] 1973年,美国一边策划智利军事政变并屠杀民主人士,一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人权战略,专门维护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权”,充分暴露了其人权双重标准的虚伪性。资料14:福特基金会与共济会幕后黑手统治着世界——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共济会”作者:宋鸿兵 2008-3-27 共济会,又称“光明会”,是来自古代以色列人的一个在幕后左右世界的秘密组织。按照共济会自己的介绍,“早在大洪水之前有一个名叫拉麦的人,他是该隐的后代。拉麦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洗拉。亚大生了两个男孩,他们是雅八和犹八,奇拉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土巴该隐和拿玛。这四个人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雅八是第一个研究"地理"的人类,他将家养山羊和野羊群分并且第一次使用石材和木材建造房屋;犹八是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家;土巴该隐发现了冶炼钢铁的技术;最小的妹妹拿玛发明了纺织技术……”这些人就是现代共济会的精神始祖。 据说共济会是建造巴别塔的石匠的后代,所以共济会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自由石匠”。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四个会所的共济会会员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会员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 当时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一共只有约700名会员,很快更多的志愿者希望入会,为了制订内部的条约规则,共济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总会所委派新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历5723年)出版了《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共济会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50年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巨大体系。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菲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无数共济会会员的名字如同星光一般闪耀在西方近代史的夜幕之中。 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只有白人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王室的垂青。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签署《独立宣言》的56人中有53名共济会会员。19世纪后期,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大部分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共济会通过对欧洲局势的巧妙干预,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起源于共济会和犹太人社区以及德国民族主义的矛盾。 到了1945年以后,共济会的行动更加隐秘,人数基本没有变化,从那时候到今天基本都在600万人以下,几乎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根据外电报道,美国目前的国会议员至少有40%是共济会会员,布什家族和肯尼迪家族都是共济会的长期成员,华尔街和硅谷的企业家至少有数千人属于共济会。据说,在美国呼风唤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其实都是共济会控制的。共济会的魔掌伸的多远?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CNN记者曾经暗示叶利钦是苏联共济会的首脑,但这个新闻很快受到俄罗斯政府的谴责,不了了之。在东欧各国颜色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金融家索罗斯是公开的共济会会员,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则被外界广泛猜测为共济会在前苏联国家的现任首脑。 共济会在伊拉克解体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重大作用。萨达姆在1995年曾经指出,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混入了几百个共济会会员;某个前副总就是共济会的,他在伊拉克覆灭之后逃脱了法律制裁。共济会还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非洲各国的政变很少看不到共济会的影子。共济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共济会及其会员究竟有多少资产?即使浮在水面上的资产,也超过10万亿美元,而且他们通过控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至少掌握了100万亿美元。共济会实际上是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最大力量。资料15:触目惊心--受福特基金会培养资助的中国智囊蔡子尤(民声网)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极右翼学者。2、中国亲美的极右翼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高尚全、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邹至庄、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胡祖六、王岐山、海闻、周其仁、周小川、易纲、楼继伟、荣敬本、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张军、赵人伟、刘小玄、哈继铭等,与福特基金会关系密切的还有社科院副院长李扬、陈佳贵等人,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骨干全部名单。.根据媒体报道,受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政法系学者有:江平、贺卫方、蔡定剑、梁治平、于建嵘及大批法官等,这些几乎就是活跃在政法领域的西化派、反共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势力。一个中情局操纵下的基金会,用了几亿美元,就培养了这么一大批反共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体宠儿,美中情局完全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受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基金会资助,且拥护毛泽东、拥护社会主义的学者,微乎其微。具体报道见下文。一、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关系早已曝光且早已声名狼藉摘自《美国慈善组织》(加)马耀邦著 林贤剑译、林小芳校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1显而易见,福特基金会就是被用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1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创始人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位传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进社会正义。然而,二战后,该基金会与中情局在文化领域开始了积极合作。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期间,它欣然充当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尔(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为福特基金会主席,他经常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讨论当时的重大问题。实际上,福特基金会被视为“冷战思潮的先锋”2,一位学者作了如下论断:“有时,福特基金会看起来似乎仅仅是美国政府在国际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种延续,它在欧洲有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它还与马歇尔计划和中情局官员在特定项目上有着密切合作。”1比塞尔先生与艾伦·杜勒斯先生关系如此之亲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会呆了两年后,就离职成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别助理。比塞尔先生的继任者是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驻德国高级专员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团利益的一位华尔街律师。麦克洛伊先生进一步加强了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关系。结果,福特基金会成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标组织发放基金和动员其他人反对共产主义势力或左翼集团。正是借助福特基金会和打着慈善的幌子,许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获得财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间谍利用福特基金会员工身份的掩饰,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1与中情局的关系曝光后,福特基金会的经营风格稍有变化,但其实现美国文化统治的目标保持不变。它公开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权组织。这些组织对批评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丝毫犹豫,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机构“不参与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运动,他们将福特基金会视为一个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组织。”1本质上,在后冷战时代,为了实现美国的文化统治,福特基金会以慈善理念作为幌子,扮演着相同的合作角色。尽管福特基金会的运营经历如此声名狼藉,中国还是允许它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这令人非常吃惊。人们也许会问,哪一个独立国家会允许中情局附属机构从事旨在完成“和平演变”的秘密活动。“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所宣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尽管中国具有疑虑,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会还是在1988年与中国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家在中国建立办事处的国际组织。此前,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的大学赞助中国研究计划。在中国,它最初与中国的大学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学院和法学院。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它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福特基金会以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这些计划甚至在政策领域对中国都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它还在美国为中国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3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另一家传播美国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国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是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美国冷战斗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提出人,曾任美国国务卿。卡耐基基金会为美国外交政策智库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资助。苏联解体后,卡耐基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了办事处。它通过俄罗斯主管私有化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向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提出建议。结果,卡耐基基金会获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马”的绰号。由于私有化,俄罗斯这个曾经骄傲自大的工业化国家,迅速沦落为一个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工人工资,需要依靠外资才得以生存,因为其中央银行被取消了制造货币的权力。俄罗斯政府的征税权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会事业被放弃。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其两任主席分别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事务主任。该机构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于其在俄罗斯的附属机构,向中国提出私有化计划。它与北京党校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关系密切。4卡耐基基金会坦率地宣称,其在中国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世界级政策研究中心。从而,到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会看来,该研究项目在管理台湾危机上“正在形成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卡耐基基金会将向下一届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议。5卡耐基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具有广泛联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报领域。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注释:1.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2.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ade for CIA”.3.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4.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5.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二、福特基金会--中情局“安静的管道”摘自《中央情报局是干什么吃的?》《读书》2002年第二期 作者:王绍光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 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 (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三:伊朗将60多个西方国际组织列入黑名单,包括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2010年01月06日 新华网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6日报道,伊朗当局昨天宣布,禁止与60多个谴责伊朗当局的西方国际组织有联系,并列出一张黑名单。这份名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声(VOA)和其他有波斯语业务的国外传媒机构,禁止他们的节目在伊朗境内采访或播放。还包括一些智囊团、学术机构和其他来自欧美的非政府组织,具体的有耶鲁大学、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右翼企业研究所、美国著名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学会、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与伊朗的大学和民间机构有联系、并被认为对伊朗不友善的西方国家机构或国际组织。伊朗情报部表示:“伊朗个人或组织与这份黑名单上的组织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和被禁止的,市民应注意防范敌人的阴谋和陷阱。”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分析家表示,此举这将极大地削弱伊朗与西方国家之间仅存的通讯渠道;有人表示,伊朗当局偏执地相信这些组织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有意诋毁伊朗,破坏伊朗政权。而英国方面有四家机构被列入名单内,分别是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威尔顿公园”、梅纳斯协会、英国民主研究中心。伊朗当局曾多次指责英国广播公司,并驱逐其驻伊朗记者,并时常干扰该媒体的电视卫星信号。(国际在线 王楠)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文川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著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著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zf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zf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进美国自身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