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原编者按：中国经济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就象对待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一样，有人说好得很，有人说糟得很。说好的与说糟的都是不同社会利益的代表，因此，要想在理论上争出个对否也很难。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向大家推出左大培先生的文章，也算是对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的一种平衡，希望社会高度关注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今日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威胁。与处在负增长边缘的西方经济大国相比，统计数字上具有８％增长率的中国，似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只要我们不想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就应当承认，今日的中国经济也陷入了困境。
　　一、公平与效率：两方面的困境
　　困境首先在于社会公正方面。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但极为明 显，而且在不断加剧。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否比０.４高这一点还有争论，但是没有多少人敢于否认，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伴随并加剧着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是近几年来老工业地区大批人的绝对 贫困化，它表现为城市地区形成了普遍性的失业和低工资的群体，大批人生活水平绝对 下降。巨大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近年城市地区大批人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已经在国内 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上的不稳定。
　　经济上的困境也来源于经济效率方面。
　　最近几年统计数字上显示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在７％以上，但是国际国内都有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真有这样高深表怀疑。即使中国按照自己的统计口径真的达 到了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也丝毫不能掩饰中国在宏观经济形势上所陷入的困境，因为这个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的生产潜力所允许达到的增长速度。
　　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按照中国的统计口径计）在９％左右，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自然增长率已经降低。连续多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生产潜力的增长率，其根源显然在于宏观总需求明显低于潜在生产能力。宏观总需求不足的证据，不仅在于城市地区的大量失业和普遍的生产能 力闲置上，尤其在于中国近年不断出现的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上。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国内投资小于充分就业的储蓄，最集中地表现在资金净外流上。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这种资金净外流表明国内实现的投资小于储蓄，而这还是在中国的总需求严重不足、实现的储蓄太少的条件下出现的。
　　自１９９６年以来中国的产品（商品和除投资收益以外的服务）出口一直显著大于进口，表明中国有严重的资金外流。这种资金外流，有时通过资本帐户直接流出，表现为连年外国在华巨额直接投资的同时企业和个人在大量向外输出资金；最近这两年则主 要通过政府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而流出。２０００年９月到２００２年９月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将近１千亿美元，虽然同时资本帐户有大量顺差，二者相抵仍然有大量资金净流出。这种国际收支格局不过表明中国的资金净流出已经从民间的主动输出资金变 为让官方输出资金，中国的企业不仅在国内不投资，甚至也已经不向国外输出资金，从 而造成了严重的资金过剩。它是宏观总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现。
　　中国在经济效率问题上的困境还表现在：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困难，巨 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随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向技术密集产业升级的过程不顺利，技术进步的前途不明朗，从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今日的困境？不能否认，这一困境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困境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难于避免的。但是光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还不足以造成今日的全部困境。加重了今日困境的很重要原因在于，最近２０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一直存在着对自由放任和弱肉强食哲学的迷信，而最近几年这种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经济政策上在有意无意地制造贫富两极分化，放任外国资本来挤垮中国经济。

二、公平问题为什么严重？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如何陷入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中。为当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辩护的人总是说，这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实单纯的向市场经济转 轨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我们今日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最近２０年来经济政策的偏向。
　　（一）偏向富人的政策
　　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偏向，首先来源于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是使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而这实际上缩小了整个中国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但是当时许多人片面地赞扬农民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上升，以为只有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由此就使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观念在中国肆虐了２０年。而他们所说的“ 效率”，其实不过是少数人的货币收入多而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许多人只讲“让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闭口不谈“共同富裕”，由此而派生出一系列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
　　在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思想指导下，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作法首先表现在，中国经济中的优惠政策几乎从来都是只给予市场经济中的强势集团。２０年来中国的 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恶习，这就是只给富者以优惠政策，只给富裕地区和富裕的个人以优惠政策。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人均财富和收入上的不 平等。外资企业的利润是外国人的收入，我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保证外国人、外国企 业的盈利，为此不惜牺牲中国企业的盈利机会。这是最大的扩大不平等。可口可乐、通用、德国大众、柯达都把中国变成其最大的利润源。
　　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首先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许多人以为这种特高的薪金来源于外资企业的高效率，其实外资企业的这种巨额薪金支出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税收政策优惠造成的。
　　由于许多制定政策的人只追求地域内的产出（ＧＤＰ）而不顾本国人民的收入（ＧＮＰ），在追求产出时又只看到外资企业增加产出的一面，看不到它挤掉中国企业产出的一面，２０年来我们一直在力求给外资企业以种种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的土地上，外 资企业所享受的政策待遇往往比中国企业优惠；特别是在税收上，外资企业一直就享受 着远远比中国企业优惠的政策待遇。
　　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 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 征收方式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 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 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 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２０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经济还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时，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在物资分配、资金调度上享受了许多计划经济下的特殊优待，而且在税收上得到了特别的优惠，而税收优惠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极为重要。当国家财政状况紧张、中央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老工业基地增税时，东南沿海的某些省份却可以保持 着改革开放初期极低的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基数，一定多少年不变。到９０年代初，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 殊政策优惠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的 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